“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坐在高高的御座上，宋太宗当着满朝文武对时任参知政事的寇准发出了如许的褒奖。毫无疑问，这是皇帝对臣子登峰造极的精神奖励，如许的精神奖励显然要比犒赏良田美宅厚重得多。然则，掀开《宋史》，看一看寇准的宦海生涯，这位社稷之臣真的像魏征那样善终如始吗？他所忠心效命的宋王朝又给了他几多施展理想的机会？
在宋朝相当严厉的科举轨制下，十九岁中进士、三十三岁即成为参知政事的寇准，堪称宋代宦海的事业，然而，如许一位多才早慧的臣子并没有一路平展地走完本身的人生。从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到宰相，转而到太子太傅、莱国公如许的虚职，以至最后客死雷州司户参军任上，这位仕任宋太宗、宋真宗两朝的臣子历经宦海沉浮，而造成如许的生命轨迹的基本原因，正缘于其性格的高慢耿直坚毅不阿，“性格决意命运”，在寇准身上，这句话获得最直捷的呈示。
掀开《宋史》，有如许一小段文字颇为惹人饮茶注目：（准）尝奏事殿中，语错误，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在这段简练的文字中，我们能够想像如许一幅图景：手持笏板的寇准在殿中激昂陈辞，全然掉臂及皇帝的感触，当登峰造极的皇帝终于按捺不住，怒而起身，寇准竟冒着杀头的危险，硬是将皇帝按在了御座上，直到事情彻底解决方肯罢休。披龙鳞逆圣听者历代均有，但像寇准这般敢于上前揪拽龙袍，喝令皇帝的臣子却不多见，看来，宋太宗能说出“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如许的话也的确出自肺腑。但哪一个皇帝听逆耳忠言的耐性都是有限的，开创贞观盛世的唐太宗都曾经要杀魏征以泄愤，更况且无论从气宇到胸襟都远不及唐太宗的宋太宗？当生性廉洁不懂迂回的寇准一次次执政堂上据理力争，当九五之尊的威武一次次受到冲击，皇帝终于大怒，在太宗一朝，寇准曾先后两度外放，一次外放青州知州，一次外放邓州知州。“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宋史·寇准传》）对于这位“欠亨情面”的臣子，宋太宗就像碰着了个烫手的山芋，直到他驾崩，也没有让寇准回朝复官。
一个王朝老是在累卵之危时才会意识到诤臣的主要。公元1004年，一向被宋朝视为芥蒂的辽国乘新皇帝宋真宗即位未稳，悍然兴师，一路烧杀抢劫，兵锋直指黄河北岸的澶州城下。在这种危机时刻，宋真宗想到了外放的逐臣寇准，他将寇准从新召回，录用其为集贤殿大学士，共商退敌之策。彼时，以王钦若为首的一班贪生怕死之辈死力怂恿真宗迁都金陵成都等地，而方才回朝的寇准却铮骨不改，不光与王钦若等人当庭激辩，更拿出昔时拽龙袍的干劲，要求宋真宗御驾亲征，以励士气，“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否则，出奇以挠其谋，苦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获胜算矣。若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地点人心溃逃，贼乘势深入，世界可复保邪？” （《宋史·寇准传》）这是一番无可回嘴的公理言辞，在这番言辞下，宋真宗不得不御驾亲征；而当脆弱的宋真宗到了澶州地界，不肯渡河犒军，依旧是寇准执意固请，宋真宗方起驾渡河。寇准的冒险对峙换来的是守城将士奋发的士气，“（帝）御北城门楼，（将士）远近瞥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诧，不克成列。” （《宋史·寇准传》）
依寇准的设法，宋军宜乘胜追击，继而一举收复昔时石敬瑭拱手相让的幽燕之地。然而，基本无心恋战的宋真宗并不想扩大战果，而是以澶州守卫战的胜利作为筹码，急着要和辽国签署城下之盟，彼时，辽国也因为长线作战，辎重补给已成问题，正巴不得赶紧捞些优点打道回府。这一次尽管寇准几回吃力谏也无济于事了，无奈之下，寇准在盟约最后的条目大将辱没的岁贡压到了最低，允诺每年向辽供应“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这就是中国汗青上的“澶渊之盟”。尽管“澶渊之盟”是一个辱没的盟约，但“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如许的岁贡对于其时年收入一亿以上的宋朝来说，并未伤筋动骨，而从后来的汗青看，这纸盟约的确连结了宋辽之间一百多年的和平手面。对于寇准在澶渊之盟中的进献，宋仁宗时代的参知政事范仲淹曾赐与高度评价：“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摆布皇帝，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世界谓之大忠。”宋人陈莹中更是言辞中肯：“其时若无寇准，世界分为南北矣。”能够说，恰是寇准这种不畏皇权，敢于“摆布皇帝”的个性，使他成为有宋一代力挽狂澜的社稷再造之臣。
然而，对于这位社稷再造之臣，宋真宗赐与他的又是什么呢？当王钦若等人的诽语最终充塞皇帝的耳鼓，当寇准耿直的个性再次触动皇帝的威武，守候寇准的，是他生射中又一个凄凉的冬天，就在景德二年（1006）二月，寇准再被罢相官贬陕州。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
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
倚楼无语欲断魂，漫空暗淡连芳草。
——寇准《踏莎行·春暮》
“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无限感伤的寇准在这首闰怨词中，以凝重的笔法白描出女主人对远行的外子迷茫无期的守候。宋人胡仔称寇准“诗思凄婉，盖富于情者”，殊不知，在寒风怒号的外放之路上，这位襟怀社稷却壮志难申的臣子心中的落寞与凄凉。
寇准被外放之后，朝中马上群小当道，彼时，以丁谓为首的一班佞臣争相伪造“天书”，献吉祥之报，掩饰宁靖，弄得整个朝堂乌烟瘴气。而宋真宗却乐此不疲，他一面大兴土木，一面声势浩荡的搞起泰山封禅，在虚无的幻梦中，他洋洋自得地做起“帝业永昌”的迷梦。就是在如许一片举国上下卷烟缭绕的气氛之中，急于回朝效命的寇准做了一件令其平生都抱憾不已的事情——违心地向当朝皇帝供献“天书”，这种巴结奉承之举曾最为寇准所不齿，但为了直达圣听，这又似乎是独一或者的体式。果真，在各地纷纷进呈的“天书”中，宋真宗终于发现了寇准的名字，他没有想到这位清正之臣也会歌功颂德，愉快之余，立时召寇准回朝担当宰相。然而，以一纸违心的“天书”重回朝中的寇准已经无力推倒群小营造的厚重障壁，依旧是坚毅不改，依旧是不入俗流，而如许对峙的究竟只能有一个：持续被罢官外放。公元1020年，也就是在回朝不足一年时间，寇准先是被贬为太子太傅，后又外放道州，既而再被外放雷州，这是寇准最后的外放之地，也是他生命的终结之地。就在外放雷州的第二年，这位饱经沧桑的白叟郁郁而死。
《宋史》载，寇准在官贬陕州知州时，曾为一位叫张咏的同伙饯行，临行之际，“（准）问曰：‘何以教准？’咏徐曰：‘《霍光传》弗成不读也。’准莫谕其意，归取其传读之，至‘不学无术’，笑曰：‘此张公谓我矣。’”这位友人对寇准可谓认识颇深，在他看来，寇准尽管满腹学识，却惟欠“变通之术”，而恰是这种毫无卖弄清正率直的个性，最终导致了寇准凄凉的生命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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