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从他者的角度来看，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他将“边疆”放在了一个主导性的位置上，并力图将整个中国历史都装入他的边疆观之中。他概括了一种关于边疆形态的公理：“它可以对任何历史时期作正面及反面的说明。当边疆或边疆的任何一部分在脱离中国时，它企图使中国分裂，阻止统一，但它同时却投入于草原的某一统一活动。另一方面，当边疆倾向于中国时，它大概会对中国的统一有所贡献，并使草原部落或部落的一部分脱离草原范畴，加入中国。”但是很显然，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并不仅仅只有“长城边疆”，“长城边疆”只是观察历史过程的一个视角。拉铁摩尔通过对长城边疆地区的强调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并认为中国社会的内在条件以及草原社会的特征使得两者不可能融合成为一个在经济上既有精耕也有粗放，在政治上既集权又分散的社会，只有以铁路、枪炮以及西方帝国主义观念影响等现代性的东西才能真正将中国与内陆亚洲统合起来。这种看法实际上过于西方中心化，是以西方的社会统合理论作为模本的，没有进一步探究清代在边疆观方面的重大转变。可以说，他的这种解释框架把握住了“长城”这一“边疆”，而忽略了“东北（满洲）”这一“边疆”，更忽略了清朝时期中原与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方面的互动过程。但不管怎么样，拉铁摩尔在中国边疆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及其学术精神仍然值得中国学者努力体会并认真学习。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袁剑，1981年生，江苏苏州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海外民族志研究通讯》编委、《全球史评论》（CSSCI集刊）编委、《亚洲现代思想》编委、中国蒙古史学会会员。
作者：巴菲尔德，1950年生，1978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世界著名人类学家。他已出版的著作主要着力于对欧亚太陆过去及当代的游牧民族及社会进行研究，在学术界影响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