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一种慕古文化，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如许注重汗青，把祖先的事迹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从先秦的纪年史(春秋)起，汉代司马迁有上溯至黄帝以迄汉武帝时代的(史记)，此后每个朝代都有正史，记载着政治、经济、文化、习惯的转变改造，也记载天文地舆、礼乐轨制、科学手艺的重大事件。既然很早中国就有了酒，那么酒的发现应该记在(史记)的(五帝本纪)或(夏本纪)中，但(史记)的这些时代的史事中没有发现酒的记录。后来的史书和各类典籍中关于第一个造酒者的记载，都是凭据并弗成靠的古代文献而来的。
中国现存的先秦古书中，不提到酒的书是很少的。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铭刻在铜器上)都有“酒”字。古文字简洁，“酒”字作“酉”，写法都像是一个陶罐的式样。再推上去，西安半坡村遗址所挖掘出来的距今七千年摆布的陶器中，就有像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酉”字外形的罐子;至于距今四千年前的山东大坟口遗址的挖掘中，已有大量的搏、豆、杯等盛酒的陶器，证实那时喝酒已相当遍及和讲究，酒文化的成长已有了相当水平。
春秋时代，从科技史和民风学的角度而言，是一个酿酒与喝酒同趋大盛的时代。人们不光运用“天然发酵”酿酒，并且发现了曲粟酿酒，相当遍及地把握了“固态发酵法”与“复式发酵法”酿酒。《尚书·说命》记载殷王武丁与大臣的对话:“若作酒醴，尔为曲蘖。”曲是酒母，又叫酒曲;蘖是麦芽、谷芽之类的糖化发酵剂。曲酿法和蘖酿法都是“固态发酵法”，但曲酿法战胜了蘖酿法糖化高、酒化低的瑕玷，并使糖化、酒化两种步伐同时进行，互相催化，提高了酿酒质量，缩短了酿酒过程，因而称为“复式发酵法”。这是科技史上的一猛进步.也能够说是四大发现之外，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现，比欧洲人领先了一千多年。
春秋时代，有一个“鲁酒薄而邯郸围”的故事。此典本出《庄子·肤筐》，但对它的注释有两种说法。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庄辅音义》称:
楚宜王朝诸侯，每恭公后到而酒薄，宣王怒。恭公日:我，周公之后，勋在王室，送酒已失礼，方贵其薄，毋乃太甚。遂不辞而还，宣王乃兴师与齐攻每。梁惠王常欲击赵而畏楚，楚以香为事，故梁得围邯郸。
故事说的是，楚宣王会见诸侯，鲁恭公后到而且酒很稀薄，楚宜王甚怒。恭公说，我是周公之后，勋在王室，给你送酒已经是有失礼仪和身份的事了，你还求全酒薄，不要太甚分了。于是不辞而归。宣王于是与齐国一路兴师攻鲁国。梁惠王一向想攻击赵国，但却怕惧楚国会匡助赵国，此次楚国有求，便不必再担心楚国来找麻烦了，于是赵国的邯郸因为食国的酒薄不明不白地做了牺牲品。“鲁酒”也成为通俗酒或劣质酒的代名词。
另据东汉许慎所注西汉刘向《淮南子》，则是此外一种情形:
楚会诸侯，鲁赵俱献酒于楚王，鲁酒薄而赵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赵，赵不与，吏怒，乃以赵厚酒易餐薄酒，奏之。楚王以赵酒薄，故围邯郸。
无论实情若何，这个典故不光反映其时的酒已经深人到军国政治生活之中，更主要的是.它弯曲地透露出春秋时代列国酿酒讲究质量，你追我赶的社会实际。
在西方，古代的酒首要是葡萄酿造的，这从那一带的神话传说就能够看出来。中国古代酿酒原料都是粮食，葡萄直到西汉武帝时代才从西域传人。古书上说“少康始作秫酒”，少康是夏朝的第五代君主;秫是一种黏性的黍，北方人称为“黄糯”。到了商代又有“黍酒”、“稷酒”，都是粮食酒。周朝末年战国时期，屈原的《九歌》里才显现“椒酒”、“桂浆”;汉朝今后才显现了花色繁多的“菊花酒”、“枣酒”和不堪列举的药酒。这些酒仍然是将花和药配制在粮食酒里变成的。跟着葡萄的传人，也许东汉时西部的凉州(今属甘肃)一带才显现了少量以葡萄酿造的酒。
酿酒用的曲也早已发现。《尚书·禹贡》提到大禹划定的荆州贡品中，有“著茅”一种，汉代经学家郑玄注道:“替茅，茅有毛刺者，给宗庙缩酒。”缩酒，就是滤酒去糟粕的意思。有酒浆需要过滤，就决非天然发酵，而是用酒曲酿造的了。《禹贡》是战国时人追记的书，未必完全可托，但以甲骨文中“酒”字显现之多，周武王鉴于商封王的因酒亡国而作(酒浩)，贡思拐《齐民要术》可知至迟在殷商时已经大量酿酒，非有酒曲弗成了。因为酿酒要用曲，所以酒又有“曲菜”的别号。关于古代制曲法，北魏贾思怒著的《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