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宫刑的司马迁为什么能继续活下去并写出不朽篇章《史记》，根源在于他正确的三观。
我们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是在他遭受宫刑之后完成的。他之所以遭受宫刑，直接导火索是“李陵事件”，司马迁为李陵败降做辩解，“沮贰师将军李广利”。其实这只是表面，这两件事并不足以处以宫刑的处罚。深层次的根源还在于《史记》这本书。因为司马迁做史书秉书直笔，把汉武帝的短处、穷兵黩武的扩张野心、豢养酷吏的阴狠残暴都揭露出来了，甚至还把刘邦的贪财好色、虚伪奸诈都写进史书。这激怒了汉武帝，冒犯了皇权，这才是司马迁遭受腐刑的根本原因。
在古人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轻易损伤，更何况是腐刑呢？对司马迁来说，这是奇耻大辱，不仅仅是肉体的摧残和痛苦，更是精神上的巨大打击。连他自己都说受此奇耻大辱不想活了，在《报任安书》中，他说：“遭遇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可以想象，自从遭受李陵之祸后，司马迁的精神状态一直处于恍惚之中，时常走神，郁闷交加。没有脸面在苟活人间了！
然而，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不是普通的人，那个曾经跟随父亲司马谈读了15年史书不是白读的，那个曾经一人遍游祖国名山大川、寻访名师的司马迁，怎么能够这么轻易地被打败倒下去呢？更何况他还有“未竟的事业”要去完成？于是，在奇耻大辱之下，他选择了忍受，那么，是什么原因、因何力量使他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呢？
1.前人的榜样。
他在痛苦之余，也常常深思。在《报任安书》中能看到，他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想到了昔日那些前辈：“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也。”很明显，司马迁从以往那些众多蒙受不幸却终于有所作为和建树的前人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灯塔，也找到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2.父亲的临终遗愿及谆谆教诲。
司马迁出生在史学世家，历代修史，从小时候开始他就跟随父亲身边学习史书。在他父亲司马谈弥留之际，握着儿子司马迁的手，哭泣地嘱咐他一定要继承父志，光大祖业，写出一部完整的历史书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道：“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这里，他所说的“私心”，就是指他父亲的遗愿和他自己的抱负，在完成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史记》之前，怎么可以先倒下去呢？必须要活着！
3.他本人确立了正确生死观。
从根源上说，他之所以能够忍辱负重地继续生存下去，是因为他确立了正确的生死观。他曾对仁安君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也。”是的，古人有言“自救而后天救，自助而后天助”，如果不是司马迁他本人有这样的生死观，在他遭到“最下腐刑极矣”的污辱之后，要“苟活”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正确的生死观、乃至人生观、价值观，这才是内因，是最根本的原因。
4.时代的召唤和需要，以及他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担当感。
时代对他的召唤和他对时代的责任感也是使他坚持活下去的原因之一。虽然李陵之祸使他认清了最高统治者的本质是残酷无情的，他也痛恨当时政治上的黑暗一面，但从另一方面说，汉兴百年以来，较之以前历朝历代来说，他所处的时代毕竟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是盛世，这样的时代自然会使正直有抱负的人受到鼓舞和激励。然而，盛极而衰又是前车之鉴。时代需要人总结历史的盛衰规律，总结经验和教训，以使大汉帝国长治久安。作为恪守祖业家训、以史为志的司马迁，就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看成了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余生，对司马迁来说，只有一个目的，继续写他的《史记》，直至完成。直到今天，关于司马迁到底死于何年，死因为何，都仍是一个谜。但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因为他践行了他的生死观，用生命写就了《史记》这部开启百代的史学、文学杰作，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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