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这样的方式为世界讲述中国之外，余华同样坚定地按照世界的方式来谈论文学，甚至可以说，他是文学世界里坚定的“世界主义”者。余华早年在《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两个问题》等文中表达的“世界主义”的文学主张曾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我不再以中国人自居，而将自己置身于人类之中，那么我说，以汉语形式出现的外国文学哺育我成长，也就可以大言不惭了。”如果我们看看余华的《我能否相信自己》，再看看薛忆沩的《文学的祖国》，大概也就不难理解先锋小说家们的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学理想了。本着这样的主张和理想，他们悬浮于当代中国的“地点和时间”之外。在他们那里，只有世界这个祖国和人类这个核心议题，孜孜以求地扮演着自己国家的观察家和陌生人。如余华所言的，“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这部散文集的同题文章《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确切意涵了。这篇文章中，那位波兰农民的话，“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以及他的非凡壮举确实为人所津津乐道。但在这背后，文学是人学，或者说伟大的人道主义，这种普遍性的强调，却又是一个老旧的80年代的文学观念。当然，你也完全可以像余华那样，将之视为永恒的观念，因为这也是他所认定的，在世界范围内讲述文学的基本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