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杀人案、强奸案都是典型的重罪案，不在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罪案件之列；也是典型的故意犯罪，不在过失犯罪之列，也就是说，杀人、强奸等重罪案，依法不属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因此，鲁山县检察院在重罪案当事人之间进行刑事和解，没有法律依据。
鲁山县检察院强调“最大限度地关注未成年嫌疑人的成长”，动机和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能僭越法律规定，不能滥权渎职，也不能违背刑事案件的基本规律，例如未成年嫌疑人走上重大犯罪道路，都是复杂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检察官见几次面即可教育过来的，若能那样还需要少年犯管教所等专门管教机构干嘛？被害人的心理创伤很深，也非赔点钱、做点心理干预即可消除的。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犯罪对应的法律措施就是刑罚，重罪对应的刑罚是重罚。刑罚的功能既包括惩罚犯罪分子，令其不敢再犯，也包括威慑有犯罪倾向的人，还包括满足被害方期待惩罚罪犯的强烈愿望。因此，对未成年人犯杀人、强奸等重罪也进行刑事和解，最终从宽到不受处罚、不影响其学业的程度，是对刑事和解适用条件的罔顾，是对重罪未成年嫌疑人利益的无原则迁就和对其犯罪行为的纵容，更是对被害方权益的漠视和次生司法伤害，也会让众多青少年包括犯重罪者本人，模糊是非观念，从而促使未成年人严重刑事犯罪案件频发高发，断然使不得。
当然，鲁山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犯案件中力求体现“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是正确的，例如该检察院按照刑诉法规定，对未成年犯的成长经历、监护教育情况进行调查，有针对性地进行疏导工作；严格限制逮捕措施的适用，能不逮捕尽量不逮捕，都值得肯定。
就算今年3月份那起故意杀人案，建议判三缓三也不一定错，由于官微内容不完整，不好直接作评，这里可作点假设。若该案被告人长期遭受校园欺凌，最后不堪忍受动了杀机，但杀人未遂（因为有对被害人进行心理干预的表述）。那么，该案就构成义愤杀人，法定刑在3至10年之间，又有未成年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未遂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等法定从轻情节，哪怕没有所谓刑事和解，从最轻判处3年再适用缓刑，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当然，若是校园欺凌者犯杀人重罪还这样处理，那就很成问题了。
总之，鲁山县检察院的官微文章强调该院对如此重罪之案也进行刑事和解，还作为检察工作亮点和成效进行大力宣传，确有自曝渎职滥权的“自黑”味道，也对社会公众产生严重误导。到底是宣传有误，还是适法过“度”，期待鲁山县检察院和其上级机关尽快调查并回应公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