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与金宇澄的“不响”一样都构成了书写城市的基本语法和情感基调，而且相比《繁花》，《是梦》有更浓的念旧意味。在《繁花》里，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商业大潮和日益加速的世俗气息依然足以定义所谓的“上海性”，上海人依然是上海人，而在《是梦》里，老杭州们一方面对新的城市生活不以为然，一方面又提醒自己学着接受这些变化，并放弃一部分旧有的执念。所以，“杭铁头”也好，“杭儿风”也好，或者是郁达夫所批评过的贪小利、爱面子、装风雅等等，这些流传已久的杭州市民性格画像其实已经在21世纪的潮水拍打下趋于消散了。因而，《是梦》在情感上更接近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是一种哀悼意义上的城市写作。
帕慕克最爱的土耳其摄影家阿拉·古勒镜头下彩色的伊斯坦布尔
但哀悼也好，念旧也好，对于一座城市强烈的怀旧情感特质，也会阻碍作者去书写当下的城市经验。文学评论家谢有顺在谈到广东的文学时，讲到一个观点，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一个地理空间，尤其深圳这样的城市，在过去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如何贡献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如何容纳了千万移民，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要着力挖掘的。广东人由于长期被说成是“文化沙漠”，，一直有一种试图挖掘历史遗产的动力来解决这样的文化焦虑，但谢有顺认为，广东人不应该着重在往后看历史，而应当看眼下和将来，1840年的近代文化对于广东来说就是现在，不是历史。同样的，杭州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杭州的现在和未来是阿里巴巴，是互联网、电子商务、创意产业，而我们的文学还没有找到书写这一面杭州的方式。
面对城市时的念旧或失落，并不是当代作家打量城市的惯常目光，他们更习惯以这样的目光打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而《繁花》和《是梦》都以一种回望的目光提供了审视城市新的视角。但就文学史的意义来说，是否也有必要走出这样的念旧情绪，去直面新的城市现实？评论家黄平有一个观点，今天哪个作家写好了城市，就能进入中国文学史。我觉得可以进一步说，什么时候文学可以去处理互联网、人工智能这样切身的城市经验，那才可以说，我们的城市文学真正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