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张照片，是他葬礼的场面，上面有“极乐”二字，下边“博学多识”四字，是当年伪满皇帝溥仪给他题的。还有这个，是郑孝胥给他写的一个诔辞，这是伪满洲国一个地方长官给他写的挽联。所以，他晚年的时候，作为中日之间，特别是..和伪满洲国之间一个文化学术的权威，在..和伪满洲国的一些高层影响都非常大。他不仅仅是一个学者，而且是在中日关系上有发言权的一个人。
前半生做记者，使得他有非常敏锐的世事洞察的自觉和能力
正如我们讲座题目所示，“从‘中国通记者’到东洋学巨擘”，他前半生是做记者，记者这个职业使得他有非常敏锐的世事洞察的自觉和这方面的能力。
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我们说他是个另类，因为他没有什么博士学位的头衔，既不是东京大学本国的博士，更不是留洋的博士。他就是19世纪下半叶在家乡秋田受了一个师范教育，本来应该在地方上做小学老师的。后来他离开家乡到了东京，在一些有影响的报纸上做评论员，写文章，是报刊的主笔。
比如《..人》杂志，实际上是西方文化进来以后，..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人编的一个杂志。我们知道..有“和魂洋才”之说，就是主张“和魂”的一派知识分子做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内藤思想的出发点，他是一个立足于东方文化的人。后来，他做到大阪《朝日新闻》——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是..最重要的两家新闻报纸。在《朝日新闻》的时候，他显现出对于中日文化、对于中国时事犀利的分析眼光，比如说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他都发表了和当时..国内舆论并不太一样的观点，因为他了解中国文化。
甲午战争以后..被割让给..，内藤主动请缨到台北的《..日报》去做记者。他也是想了解一下，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民风人情，以及..对于殖民地的近代化改造，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当时..的工作生活还是比较辛苦，他做了两年。1900年，就又回到《朝日新闻》，一直做到1907年，开始进入京都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