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随她同车，经新桥、沙坪坝、石桥铺，来到潘家坪招待所（今渝州宾馆）。
1日上午，我去向邓大姐汇报政协工作并赠送了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的《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抗战纪实》、《重庆谈判纪实》和重庆市委党史工委编辑的一套《重庆地方党史资料丛书》。年事已高的邓大姐以敏捷的思维、清楚的记忆，兴致勃勃地回顾了当年的战斗历程。
从1938年10月，她和博古以及《大公报》的张季莺先生由武汉飞抵重庆出席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到1946年5月3日，与周恩来、齐燕铭、廖承志夫妇、王炳南、章汉夫等15人飞赴南京，在这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中，除1939年和1943年两次因公返回延安外，前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邓大姐生活战斗在山城重庆。在这里，她呕心沥血，置生死于度外，为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争取和平民主而日夜操劳，为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而四处奔忙;在这里，她为报纸、杂志写了数十篇战斗文章，向群众做了数十场激动人心的演讲。大姐的崇高品格和革命风范，深深留在重庆人民心里。山城人民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也惦念敬爱的邓大姐。
我对大姐说：“抗日战争期间，大姐在重庆备受艰辛，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也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她急忙谦逊地说：“别把恩来同志的账算到我的头上啊，还有其他同志也做了许多工作嘛！”
我说：“当时您在重庆发表的30多篇文章，影响就很大。”
“有那么多吗？”
“有啊。下次我带来您看看吧。”
10月的潘家坪，金风送爽、花木扶疏。这天邓大姐的兴致很高，她和我们拉闲话，摆家常，十分关心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她问我：“你爱人是谁呀？为什么不带来见我呀？”
我说：“怕影响大姐的休息。再说，她已于去年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