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的指标设计上，则避重就轻、舍难求易。以城市居民幸福感的调查为例，设置的指标往往都是指向经济收入等外在因素，很少涉及城市居民的精神和心理感受——后者在测量上比前者要困难得多。
另外，很多研究在设置相关指标和进行测量时带有严重的倾向性，可谓“报喜不报忧”。它们一般指向正面的、积极的因素，当遇到房价居高不下、交通拥堵、物价上涨、社会治安等难题就退避三舍，掩盖了城市民生中的真正问题。
第三，调研方法生搬硬套，无法客观反映中国城市的真实状况与需要。
舆情研究起源于西方，国内研究者往往直接沿袭西方的调研方法与分析模型，忽视了中西在人口数量、社会形态、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特别是在抽样调查中选取样本时，不考虑实际情况，对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2000万级别的大都市，往往只做简单的几百份问卷。这样简陋的调研无异于盲人摸象，根本不可能反映大城市的真实状况。
更麻烦的是，很多调查往往流于形式。
城市研究对问卷的设计、样本的选择等有严格要求，在街头随机发放还是有针对性的发放，事先都会详细考察。
目前，国内的研究在样本选择上往往较为随心所欲，有些还喜欢简单地采用网络调查，根本不考虑中国上网群体具有年轻化、高学历化和城市化等特性，并不符合样本选取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要求，由此获得的数据及建立在其上的分析很难称得上客观与公正。
第四，研究团队良莠不齐，功利主义状况严重。
影响我国城市舆情研究质量的因素中，方法和原则固然重要，但研究者的素质可能更为根本。
当前，研究团队鱼目混珠的状况比较严重，缺乏先进理论知识、专业技术训练、良好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除了唯资金马首是瞻、在研究中避实就虚之外，研究者观念的落后也制约着研究成果的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