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儿女》的开头，关公被用来调解江湖秩序：不讲究的江湖人老贾面对关二爷，感受到心灵的震慑，乖乖地还了钱。
看到这里，不禁想送给导演一个表情：Are you kidding me ？
关公信仰，在很长的历史时间段内，的确曾经行之有效，在农耕文明时代，它以一种伦理道德维系乡邻秩序，然而到了现代社会，它只能作为一种辅助；要依靠自觉的伦理道德改变“秩序”，无异于痴人说梦。而文明的制度、理性、法制、契约精神，对“规矩”的敬畏，那才是真正的匮乏。
更何况，这个所谓“江湖”，不就是“黑社会”吗？
那就更不合适了。
无论怎样将这个“江湖”在精神空间意义上解释得清新脱俗，影片中出现的那个90年代“江湖”，都无法抹去其根本上的恶。更何况，对于真正的“底层”、“普通人”来说，这些江湖人士正是施暴者。他们看场子，收保护费；他们强拆、殴打、砍人，是资本与权力的媾和物，称其为帮凶，绝不过分。你以为他们的砍刀、棍棒只挥向斌斌这样的“老大”？错。他们只会欺凌比他们弱小的人。
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导演的时光滤镜过滤的某种“情怀”。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影片中的台词调侃一下：“你以为你是香港电影啊？”
90年代，关二爷的形象的确很常见，但更多是作为“财神”，被供奉在各种会所、文玩店、娱乐场所。
好友在山西乡间长大，和他谈及此处，他说：“礼失求诸野，不可求诸流氓。”
礼失求诸野，是《汉书》上记录的孔夫子的句子。只是，这个乡野，还回得去么？
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说得精彩：“……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