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玫瑰革命之前，格鲁吉亚有着前苏联最腐败的地方之一的名声。现在，通过大量治理措施，它已经成为最不腐败的地方之一。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行使大量的强制力却得到有效治理的政治体的例子。当代各国政府试图通过提升透明度和问责来促进善治的各种努力，如果不同时加上强化执法能力的举措，则最终必然走向失败。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指出政治的发展往往跟不上社会动员的脚步，从而导致政治混乱。相应地，国家制度也可能跟不上民主制度的发展。
这一结论对于推行民主的方式有着重要意义。过去，人们着重强调的是通过支持民间社会组织来改善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环境，以及支持摆脱专制统治的最初的民主转型。
不过，创建一种可行的民主制度还需要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反对暴政的最初的动员被制度化，并转变为持续的行动。
第一个阶段是将社会运动组织起来形成能够参与选举竞争的政党。民间社会组织通常关注的是狭隘的议题，其成立的目的不是为了动员选民———这是政党的独有领域。从俄罗斯、乌克兰到埃及，那些更具自由主义色彩的社会力量之所以在选举中频频失败，就是因为没能建立起政党。
不过，第二个必要的阶段关注的是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一旦民主政府掌握了政权，它就必须实际地进行治理，也就是说，它必须行使合法权力并为民众提供基本的服务。比起最初的动员和民主转型来，民主促进团体对民主治理问题的关注要少得多。然而，在缺少实行良好治理的能力的情况下，新的民主国家将导致其追随者的期望受挫，并使自己失去合法性。实际上，就像美国的历史所表明的，不关注国家现代化的民主化确实能够导致政府质量的下降。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现代化只能在威权主义统治的条件下得以实现。许多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遵循的是国家建设先于民主化的顺序（亨廷顿将其称为“威权转型”），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这种做法对于当代世界中的国家是一个可行的策略，在这些国家，民众对民主的需求和期待要高得多。
不管怎样，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建设其民主制度和发展法治的同时，必须发展现代国家。这意味着，民主促进团体必须更多关注现代国家的建设，即使威权主义政府被推翻，这种关注也不能放松。这还表明《民主杂志》可以扩大其学术议程：除研究民主制度如何出现并得到巩固的大量稿件外，它也需要重新关注现代国家制度如何产生和走向衰败。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