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冰岛长大，在这个社会里，社会阶层并不明显。这一点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比起今天来更不明显。那时候，只有白痴才会开豪车。我所接触到的，是从优渥的生活中萌生的忧郁。在北欧国家，人们的确享受着优渥的生活，这得益于社会民主主义（social democracy）的社会结构，确实很美好，但是人们依然会面对忧郁和人生的困苦。我成长的环境可以说是奢侈的困境（misère deluxe），里面有契诃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戏剧里的那种理想化的忧郁。 养育我的是“沙龙共产主义者”（salon communist）或者“香槟社会主义者”（champagne socialist），这就是我的背景，我本人也是如此。我能看到其中的虚伪。我身在其中，也觉得滑稽。
▲《我和我的母亲 2015（Me and my Mother 2015）》（2015）
Q：你讲述了很多冰岛社会和文化对你的影响。与此 同时，你也经常在欧洲和美国工作，这样的经历对你 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A：这样的经历完完全全地丰富了我的作品。冰岛语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词是“愚蠢”（heimskur）。“Heimskur”也就是“愚蠢”的词义就是“家里蹲”，没见过世面。
在欧洲和美国的工作经历也是一种愚蠢，因为在很多方面，冰岛与欧洲和美国有着相同的文化，所以我几乎未曾涉足西方文化之外。我认真地研究了西方文化，但是我从来没有研究过中国文化、南美文化或者非洲文化，我始终囿于西方文化循环之中，我甚至创作过与此相关的作品，关于身处压抑而巨大的西方文化之下感觉要窒息。
▲ 展览现场
我确实认为，在西方的工作和旅行经验丰富了我的作品，让我了解它如何运作，它究竟是什么。我所在的国家正好横跨大西洋位于欧洲和美国之间，在冷战时期，我们常说我们正好位于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中点。认知我们社会运作的不同丰富了我的作品，我也期待能够看到范围更广的世界。（采访、撰文/李棋）
※若无特别标注，
本文图片由艺术家、鲁林奥古斯丁画廊（纽约）、i8 画廊（雷克雅未克）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