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的60多年中，由于当时社会久经战乱以后，特别需要休养生息，而黄老之学的自然无为思想，正好符合需要，再加上曹参等权势人物的提倡，黄老之学就盛行起来了。但是，黄老之学盛行，并不等于别的学派就绝迹了。由于秦代的影响，荀子、李斯、韩非的思想影响还在社会上流传，并不因秦朝灭亡，这些影响就顿时销声匿迹。“汉承秦制”，当然就有一大批官吏还是狱吏。甚至到汉武帝时代，各级官员还是具备法家思想的人占多数。萧何定法，应该可以称为法家。从汉初的陆贾提出下马治天下开始，有一批儒家人物在活动，力争将他们的学说推销给汉朝统治者。为刘邦定朝仪的叔孙通及其弟子们，是一批儒家，而叔孙通被他们拥护为“圣人”，是一个代表人物。而后的公孙弘、董仲舒，都是著名的大儒。董仲舒在景帝时就已经是《春秋经》的博士了，并非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才出现的人物。
自从有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说法以后，高度概括每一时代思想特点，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这本来是一个好事，使多数学者容易把握各个时代的思想的基本特征。使用时间一长，大家也都习惯了，却产生一种习惯的观念，以为这些时代就是这么个情况。例如一讲唐代，似乎只有佛学。许多《中国哲学史》的教科书，写到唐代，既没有道家、道教，也很少儒学，一般也只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和李翱。写到宋明时代，一般只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至于北宋五子之外，很少哲学家能入围。就是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曾经风行一时，占统治地位，却因为不入理学与心学，而被冷落一旁。司马光与苏东坡也是很有影响的思想家，更不被注意。程与朱之间，还有很多学者，一般都忽略不载。由于元代在宋明之间，近百年历史，所有的思想家都被漏掉了。这些缺漏，都与高度概括有关。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高度概括是对的，好的，只是后人将这种概括误解了，绝对化了，产生了以偏概全的观念，以为这是时代思想的全部，而没有将它视为只是对主要思潮的概括，只是反映基本状况。现在产生一个相反的情况，以一种绝对化反对另一种绝对化，以一个极端反对另一个极端。你说汉代经学，独尊儒术，我找出几个例子，说明当时汉武帝并没有独尊儒术，还任用了一些非儒学人员，于是得出结论:汉武帝并非独尊儒术。但是，有没有做过统计，任用多少儒生，任用多少其他学派的人员？尽管先秦时代，有时儒墨为“显学”，有时儒道分庭抗礼，有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有时又争相变法，有时纵横家驰骋天下，但是，不影响我们称那个时代为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样道理，汉武帝虽然也任用其他学派的人才，不影响我们将汉代归结为经学时代。经学是如何产生的？那就是独尊儒术的结果。如果不独尊儒术，怎么会产生经学呢？如果汉代确实独尊儒术，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标志？董仲舒对策讲的自然是儒术，受到汉武帝赏识，任为江都相。请看司马迁写的《史记·儒林列传》上的一段话:“及今上(汉武帝)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向)之，于是诏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注:《史记·儒林列传》。)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又有主张儒学的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儒学人才济济，纷纷出台。特别是公孙弘，出身于儒家，是公羊春秋的研究者，布衣任丞相，封平津侯，在当时社会上的学者中产生巨大影响，起着榜样的作用。“凡为丞相御史六岁，年八十，终丞相位。”(注:《汉书·公孙弘传》。)他在汉武帝身边任职十多年，八十岁终于相位。说明很得汉武帝赏识。“汉常以列侯为丞相”，从公孙弘开始，没有爵位，也可任丞相，封侯。这都说明汉武帝对公孙弘的特别礼敬。史书称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公孙弘传》。)同时又说:“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向)文学，招俊义，以广儒墨，弘为举首。”(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如果研究他的活动与上书，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主要还是儒学。只是他的儒学不僵化，他不是迂儒、腐儒。以上事实说明，汉初从刘邦时的陆贾开始，直至汉武帝时代，儒家人物不断努力弘扬孔子思想，从来没有绝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也不可能使其他思想一概绝迹。因此，不能因为汉武帝任用了一些其他学派思想的人物，就否定他独尊儒术，也不能因为他独尊儒术，就否定他任用儒家以外的人物。
本文来自《新华文摘》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