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八年冬天，辛弃疾由江西安抚使改任浙西提刑，这时，南宋朝廷的监察官员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弹劾。
关于这桩公案，《宋史·辛弃疾传》的记载十分简单。它说辛弃疾在这次任江西安抚使后，“以言者落职”。“言者”就是“言官”，是宋代对有弹劾官员权力的御史或谏官的称呼。“落职”的意思是撤销了某位官员的“贴职”这种荣誉称号，跟我们现在的“撤职”不太一样。不过，当时处罚官员，一般是从降低或者撤销他所担任的实际职务（宋代叫做“差遣”），也就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降职或撤职开始，同时合并实施其他处罚。“贴职”是否降或者撤，要根据错误的严重程度和前面的处罚情况而定。因此当辛弃疾连“贴职”都没了的时候，他的实际职务，也就是新获得的浙西提刑的“差遣”，也已经被一并撤销了。这说明，朝廷认为他所犯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那么，他被认定的是什么样的错误呢？
据《宋会要辑稿·黜降》的记载，辛弃疾的罪名是：“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就是说他奸猾贪婪凶横残暴，在当湖南安抚使期间，残酷迫害老百姓。另外有一本叫做《西垣类稿》的书，收录了当时以皇帝名义签发的处分辛弃疾的文件，名字叫做《辛弃疾落职罢新任制》，其中说辛弃疾的主要罪行是：
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凭陵上司，缔结同类。愤形中外之士，怨积江湖之民。方广赂遗，庶消讥议。（《辛弃疾落职罢新任制》）
这段话的意思是：辛弃疾放纵他的贪求之心，把公家的财产当成了自己的口袋；敢于诛杀，把百姓看成茅草一样。不听领导的话，侵犯上级的权威；结交像他自己一样的人物，建立关系网和“保护伞”。他的所作所为让朝廷内外的读书人和普通老百姓都怨恨愤怒，靠着四处送礼行贿，才侥幸逃过了别人的批评和议论。
上面这些话说得可真够狠的！如果确有其事的话，我们至少可以给辛弃疾戴上两顶帽子：一是“贪污分子”，二是“杀人魔王”。那么，辛弃疾在湖南当安抚使时是否真的存在着这两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是否真的“贪”了。辛弃疾在当湖南安抚使时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中，有两件事情牵涉到巨额的金钱和物资：
第一件事情，是他动用了十万石桩积米（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储备粮）救荒。这件事情历来都是作为辛弃疾的一件政绩进行记载的，而且如果他真从饥民口中抢了粮食的话，那么问题的性质就十分严重了，弹劾他的人肯定会列举这样的事实。现在弹劾的人既然没说，那么我们也可以排除辛弃疾借救荒谋取私利的嫌疑。
第二件事情，是建设飞虎军。我认为，《辛弃疾落职罢新任制》所说的“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的话，很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据《宋史》等一些书的记载，建飞虎军这一项上的开支，光地方政府投入的资金就达四十二万贯。辛弃疾为此曾“多方理财”（真德秀《西山集》卷九《潭州酒税状》），采取过将“税酒法”改为“榷酒法”等一些措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在宋孝宗面前告他“聚敛”。这个罪名，和“肆厥贪求”的意思实际上已经比较接近了。但是，辛弃疾是否存在着“指公财为囊橐”，把公家的钱变成自己私人的“小金库”，违规使用建设飞虎军资金的行为呢？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应该是没有。因为辛弃疾后来向宋孝宗详细报告建设飞虎军的账目，并且达到了“上遂释然”的效果，也就是消除了宋孝宗的疑心，顺利通过了“审计”。
不过，宋孝宗“释然”了，并不代表其他人也“释然”了。像建军这么一项大工程，如此巨大的资金流物资流，就算辛弃疾的账目清清楚楚，显示他一分钱都没贪，也难免有人怀疑他在主持这件事的过程中或者是拿了包工头的..，或者是收了供应商的贿赂，甚至还有可能做了假账糊弄了上级领导。事实上，抱着这种怀疑态度的，不但有跟他同时代的古人，而且还有现在的一些学者。
淳熙十年（1183），也就是辛弃疾遭到弹劾的两年后，南宋朝廷重臣周必大在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谈到辛弃疾建飞虎军的事。他说：“辛卿又竭一路民力为此举，欲自为功，且有利心焉。”（《文忠集》卷一九五）认为辛弃疾之所以竭尽一路百姓的力量去创建飞虎军，是想把它当成自己的功绩，而且有通过它来谋取私利的意图。周必大在孝宗朝淳熙年间曾先后担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枢密使、丞相等高级官员，在南宋政坛很有影响力。连他也这么说，可想而知当时的舆论是怎么看待辛弃疾的了。
周必大在他的信中，并没提到辛弃疾“有利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到底又牟取了一些什么样的利，倒是现在怀疑辛弃疾有经济问题的一些学者，帮忙找了一个实证：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带湖边的别墅，就是他在湖南为官期间开始兴建的。根据洪迈《稼轩记》的记载，它的规模不小，包括周围的田土在内有一百七十多亩的面积（有十多个足球场那么大），辛弃疾在其中建有上百间房子。这庄园式的别墅快要修成的时候，当时的大名人朱熹去参观，后来他写信给辛弃疾的一个朋友陈亮说：里面的建筑宽敞漂亮，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呀。有些学者认为，如此庞大豪华的园林府第，该要多少建筑费用？辛弃疾如果只靠工资的话，又哪里应付得了这笔开销？更何况，辛弃疾还有一大家子人要他养活，他没有点“灰色收入”，没有点来源不明的财产，能支撑得下去吗？
这话听起来似乎确实有几分道理。因为辛弃疾一边为“大家”工作，主持建飞虎军这样的大工程，一边给自己建了一个豪华的“小家”，这种行为，跟我们现在的一些贪官实在太像了。不过，研究宋史的专家邓广铭先生坚决不同意这些学者的看法。他举了很多证据，指出辛弃疾在带湖边上的别墅，在当时其实并不算特别豪华，而宋代像辛弃疾这种级别的地方大员的工资是比较高的，并且还有很多其他的合法收入，因此他建个那样的别墅，以及维持家庭的日常生活开支是完全有可能的。
邓广铭先生的辩护，应该说是相当有力。所以，辛弃疾建设飞虎军是不是真的“有利心”，并且实实在在地为自己捞了很多油水，存在着贪污行为，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中，是找不到直接证据的，最多只能说是“莫须有”，就是大概有、也许有、可能有，但是查无实据。
那么，辛弃疾在湖南是否又有过“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的“酷吏”行为呢？对于这个指控，我的看法是：只因名声所累，所以含冤受屈。
辛弃疾的行事作风，确实是有一些“酷”的地方，很容易引起争议。他年轻时，在北方义军中曾单人匹马杀了偷盗义军大印的和尚义端，后来又有过率领五十骑突袭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的英雄壮举，这足以证明他是个非常勇武、敢于出手杀人的狠角色。来到南方后，他又镇压了茶商军起义，杀了投降的义军首领赖文政。而且，根据《宋会要·兵》的记载，茶商军在平定后，宋孝宗虽然表扬辛弃疾“捕寇有方”，但也说他“不无过当”，就是有些措施超过了适当程度。这很可能是指辛弃疾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过于严厉，有些不该杀的人也杀了。他后来当湖北安抚使的时候，对境内的盗贼采取逮住就杀、不加审理的严打政策，也是这种铁腕作风的延续。这样的作风，当然很容易让辛弃疾获得一个残酷好杀的名声。
不过，有这样的名声，并不代表辛弃疾在湖南就一定做过这样的事情。唐代白居易曾写了一首诗说：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礼贤下士时。若是当时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谁知？（《放言五首》之三）
这几句诗的大意是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辨识一个人的好坏，要长期考察，用事实验证。诗中举了周公和王莽这一正一反两个例子。周公名字叫做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死后，继位的周成王还在襁褓中，因此朝政实际上是由周公主持。这时，周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蔡叔图谋不轨，就四处散布流言说周公欺负周成王年幼，想要取而代之，一下闹了个满城风雨。对此周公虽然恐惧担忧，但最终顶住了压力，继续以“摄政王”的身份辅佐周成王，平定了管叔、蔡叔的叛乱，稳住了周王朝的局面。当周成王长大以后，他又将权力全部交了出去，恭恭敬敬地当起了大臣。而王莽的情况与周公恰好相反。王莽是西汉末期的一个皇室外戚，汉平帝九岁即位，王莽也当上了辅政大臣。他最初的表现非常低调，这也不敢那也不要，礼贤下士，周济穷人，赢得了朝野的一致赞美。但这么一个人在后来却篡位当了皇帝，建立了一个短命的朝代——“新”朝。因此白居易说，“若是当时便身死，千古忠佞有谁知？”——如果周公和王莽分别死在他们遭受流言攻击和有着礼贤下士的名声的时候，那么这两个人的忠和奸千古之下有谁知道呢？既然一时的流言和名声不能作为评判某一个人的标准，那我们对待辛弃疾，自然也应该“不看广告，看疗效”，不能根据他以前有“残酷好杀”的名声，就认为他在湖南期间也曾挥起屠刀，不问青红皂白向老百姓的头上砍去。尽管缺乏他在湖南做安抚使时如何施政的详细历史记录、档案材料，但综合现有史料，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两点：
首先，辛弃疾在湖南的施政理念是“以惠养元元为意”（《论盗贼劄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要给老百姓实惠，让群众过上好日子。这虽然是他在湖南转运副使任上向宋孝宗谈怎样根治盗贼时所提出来的，但宋孝宗既对他的话进行了肯定，又让他当上了湖南安抚使，显然是有要他施行这个理念的意图。因此，我们很难想像，辛弃疾当了安抚使后，会马上翻脸不认账，说一套做一套。从他赈灾救荒，兴修水利，弹劾贪官，加强乡社的管理，抑制地方豪强势力等措施来看，他是确实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实事的。
其次，在辛弃疾当安抚使期间，湖南没出现过农民起义以及其他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所以他即使要对普通百姓大开杀戒也没有个由头。在《宋史·辛弃疾传》中，有“盗连起湖湘，弃疾悉讨平之”的记载，不过，这是写《宋史》的人误解了辛弃疾的《论盗贼劄子》的说法。辛弃疾在《论盗贼劄子》中列举了近年以来发生的“李金之变、赖文政之变、姚明敖之变、陈峒之变”和当时刚发生的“李接、陈子明之变”，这一系列起义都是在湖南及邻近地区，但是其中只有赖文政是辛弃疾亲自讨平的。“陈峒之变”时辛弃疾虽已来到湖南，但他做的是转运副使，负责平盗的是安抚使王佐，辛弃疾顶多做了一点后勤工作。辛弃疾接替王佐做安抚使后，湖南没有发生过“盗贼”的历史记录。因此，《宋史》说辛弃疾在湖南连续讨平了几起“盗贼”是错误的，他不可能因为“平盗”而去大量杀人。
由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知道，辛弃疾在湖南既没有使用“重典”杀人立威的主观意图，也没有“乱世”的客观条件，所以说他在湖南“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同样也缺乏事实支持，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以前的名声而产生的流言，属于“名人的烦恼”。
既然对辛弃疾“贪”和“酷”的指控都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那么南宋朝廷的监察官员为什么要弹劾他呢？辛弃疾为什么又会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呢？
关于这些问题，曾有人用政治斗争来加以解释，甚至简单地归结为主战派与主和派的矛盾，认为辛弃疾因为他的抗金主张而与朝廷中的主和派成了对头，所以便受到这一派人的打击、压制。这种说法太过笼统，并不完全符实际情况。比如这一次弹劾辛弃疾的人，据一些学者考证，是当时的监察御史王蔺。虽然史籍中没有留下王蔺关于宋金关系方面的具体言论，难以确定他到底是主战还是主和，但《宋史》将他与其他几个在抗金和反秦桧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物合写在一个传中，显然认为他在政治态度或品格上跟这些人存在着相似性。（按：将某一类人列入一个合传，是古代史书常见的编撰体例）因此，王蔺对辛弃疾的弹劾，应该跟主战主和的矛盾并无关系。那么，他为什么要跟辛弃疾过不去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找原因：
首先，从辛弃疾方面来看，他的性格和行事作风必然使他在南宋官场中成为一个“另类”，从而惹来种种的“流言”。辛弃疾在湖南时呈送给宋孝宗的《论盗贼劄子》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
意思是我生平刚直笨拙不知绕弯子，对自己又十分自信，近年来很多人都看不惯我，因此我担心话都还没说出口灾祸马上就来了。这句话其实已经道出了辛弃疾在南宋官场中为什么会成为很多人攻击的靶子的原因。在辛弃疾自己看来，他“刚拙自信”的英雄性格、豪杰作风，正是他不招人待见的根源所在。辛弃疾被弹劾撤职后的闲居期间，写了一首叫做《千年调》的词，其中有几句可以看作是对上面这句话的一个补充说明：
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千年调》）
这几句词的大意是说：我年轻的时候仗着酒性，出口就是一些别人听不惯的话。这个要一团和气、合群随大流的道理，我最近才知道。我学习像别人那样说话，但就是学不到家，不能做到十分巧妙。于是只能在一边看着那些像秦吉了一样能说会道的人受尽宠爱。词中的“秦吉了”是一种鸟，据说比鹦鹉还会说话。白居易有一首名为《秦吉了》的诗说：“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在这首诗里，白居易用动物世界来象征官场，秦吉了比喻那些皇帝跟前的大臣，鸡、燕比喻老百姓，凤凰是指皇帝。他批判那些在皇帝跟前夸夸其谈的大臣，明知道百姓在贪官污吏、豪强势力压迫剥削下含冤受苦，但却不知道向皇帝说几句帮他们申冤的话。辛弃疾在他的词中，也是用秦吉了来比喻那些皇帝宠信的大臣，他认为这些人只知道说些随声附和、献媚讨好的话，毫不关心百姓疾苦，而他自己因为不是这一路的人，因为站在老百姓这边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所以就被排斥到了一边。词中所谓“出口人嫌拗”的不和谐言论，与辛弃疾在《论盗贼劄子》中担心“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的话应该是相同或类似的。辛弃疾在《论盗贼劄子》中具体说过什么话，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介绍过了，他提出盗贼产生的原因是..，表示要对贪官污吏进行严厉打击。这些言论，确实是很不符合官场的“潜规则”，触痛了某些人的神经的，更何况他当上安抚使后，还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呢？官场上的事，往往是你不让我好过，我就不让你安生。你不是说要打击贪官，爱护百姓吗？得，我就来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贪官”和“酷吏”这两顶帽子，戴到你自个儿头上去。很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因素，某些人就利用辛弃疾所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以前的某种名声，来个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制造出“流言”这种无形无影、连圣人周公都会害怕的武器去攻击他。
这个时候，宋朝的台谏制度和王蔺这个“言官”的工作作风又使流言发挥了最大的杀伤力。这也是我们所要说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宋代设立了御史台和谏院作为中央监察机构，合称“台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纪委和监察部。在宋代的台谏制度中，规定“台谏官”（也就是“言官”）可以“风闻言事”，就是可以根据听到的一些传闻弹劾官员，不一定要有真凭实据，并且还规定，连皇帝在内都不可以追查传闻的来源，如果传闻失实，也不应追究台谏官的责任。这种情形搁到现在，就好比规定中纪委可以根据匿名的举报信对某位官员立案调查，甚至是直接“双规”，如果最后没查出什么问题也不用负责任。宋代赋予台谏官这样的特权，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尽可能广地收集信息，纠正政治上的一些失误；二是可以通过街头巷尾的议论、传言，察看是否有人谋反。台谏官们有了这个特权，工作积极性不用说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然而由此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他们虽然敢于说话，敢于弹劾官员，但所说的话和所进行的弹劾是否符合事实却很成问题。有时候，台谏官甚至成了政治斗争或挟私报复的工具，某一派势力想要打倒另一派势力或是整倒某个人，往往就制造点流言或是写封举报信给某个台谏官，让他们去来个“风闻言事”。辛弃疾也许就是这样中了招，成了台谏官弹劾的对象，尤其不幸的是，他又偏偏碰上了王蔺。
王蔺这个人在当时口碑很不错，宋孝宗曾表扬他“鲠直敢言”，《宋史》也说他“犯颜忠谏，刚肠嫉恶”，是个有时连皇帝的面子也不给的人物。根据《宋会要·职官》（五五之三五）的记载，王蔺在淳熙八年（1181）八月份被宋孝宗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王蔺是破格提拔上任的，工作热情格外高涨，放起火来一把接一把，连续弹劾了很多官员，辛弃疾恰好是其中的一个。王蔺虽然说是“刚肠嫉恶”，满腔热情、一身正气地来干他的工作的，但是我们想想，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掀起如此强大的攻击波，打击了一大片，显然不可能一一都核对了事实，其中多半恐怕是“风闻言事”。那么，王蔺所言的“事”有多大的可靠性呢？这个就很难说了。据宋代人楼钥的记载，宋孝宗曾经对周必大说“王蔺论事颇偏”（《攻媿集》卷九三《忠文耆德之碑》），意思是王蔺这个人论奏事情相当偏激，不够公允。宋孝宗是十分欣赏王蔺敢说话的性格的，现在连他也认为王蔺“颇偏”，可见在弹劾辛弃疾这件事情上，王蔺的话未必靠得住。我们看他在弹劾时的用词：“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宋史·辛弃疾传》）——用起钱来就像用泥沙，杀起人来就像在割草！这是什么？这是明显的夸张，是文学的创作，有情感有气势但却没事实，其中只怕有根据流言的再加工也说不定，难怪宋孝宗要说他“论事颇偏”了。
可是，这里我们仍有一个疑问：既然王蔺弹劾辛弃疾“贪”、“酷”很可能存在偏颇之处，是一桩“莫须有”的疑案，那么一直“保全”辛弃疾的宋孝宗这回为什么不再保他，而是马上撤了他的职呢？要知道，辛弃疾在湖南打击贪官和豪强、建设飞虎军等行为都是得到了宋孝宗的首肯的。宋孝宗并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如果他仅仅因为一些没有根据的流言就将辛弃疾开了，这不是有些不合情理吗？
这个问题虽然从史书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但辛弃疾在湖南当安抚使时南宋朝廷中的一件人事安排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淳熙七年（1180），周必大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对这个人事安排，朱熹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说：“如今是大承气汤证，渠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耳！”（《鹤林玉露》卷五）大承气汤是中医方剂中一种药性比较猛烈的泻药，而四君子汤是药性柔和缓慢的补药。朱熹这话的意思，大致是说现在国家的问题很急很严重，需要下猛药，但他（指宋孝宗）下的却是四君子汤这样药性不强，作用缓慢的补药，虽然不会有什么害处，但恐怕对解决问题不会产生作用。周必大这个人我们说过，他虽然为人比较正直，在南宋政坛口碑不错，但在执政的风格上却是个温和派，一般都是小修小补、四平八稳的，所以当宋孝宗用他做参知政事的时候，朱熹说宋孝宗下的是四君子汤。可就是这个风格不温不火的周必大，却深受宋孝宗的信任。
本来宋孝宗为了防止大臣拉帮结派，喜欢频繁地更换宰相和参知政事，在位二十六年，换了宰相二十人次，参知政事三十四人。然而，周必大任参知政事后，一直到孝宗朝结束，都稳稳当当的，最后一直做到了左丞相。如果我们把辛弃疾的行事风格和周必大加以对比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辛弃疾显然是属于大承气汤这样的猛药、泻药，他雷厉风行、刚拙自信，无视官场的种种“潜规则”，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他虽然立了不少功劳，但当时的南宋官场却对他有一个很有普遍性的评价：“难以驾御”（《诚斋集·王公神道碑》），就是难以控制，不大听话。而这时的宋孝宗已逐渐失去了进取的锐气，他在用人方面，恰恰是“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宋史·朱熹传》），也就是喜欢那些听话好控制的人，喜欢重用周必大这样的温和派，对国家、社会的各种问题，用“四君子汤”调理调理，采取保守疗法，虽然效果很难说，但至少不会捅出新的漏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孝宗尽管在口头上对辛弃疾在湖南打击贪官、豪强，创建飞虎军等行动表示支持，但他对辛弃疾这种到哪里都要惹出一堆是非的“难以驾御”的人物，这种像大承气汤一样的猛药、泻药，也就会很轻易地抛到一边了。
于是，辛弃疾不用再“怕君恩未许”了，这一回是皇帝毫不留情地将他踢出了官场，他别无选择，只能回到刚刚建好的带湖新居中做他的隐士去了。
对于这个结果，辛弃疾早有准备，所以倒也不算意外。让他想不到的是，这次对他“贪”、“酷”的弹劾，仅仅是开了一个头。
1191年冬，在带湖边上住了十年的辛弃疾，终于被重新起用。这时宋孝宗已在两年前退位做了太上皇，继位的是太子赵惇，历史上称为宋光宗。周必大也已经不再是宰相，离开了南宋中央政府做地方官去了。高层的人事变动，使辛弃疾获得了再次出仕的机会，朝廷任命他为福建提点刑狱，此后的三年中，又先后担任过代理福建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务，中间还曾被召回临安当过半年的京官10。然而，对辛弃疾“贪”、“酷”的弹劾又出现了，而且，这一回暴风雨来得更加猛烈：
绍熙五年（1194）七月，谏官黄艾说辛弃疾：“严酷贪婪，奸赃狼藉。”辛弃疾因此被免除了福建安抚使的职务。
同年九月，御史中丞谢深甫又弹劾辛弃疾“交结时相，敢为贪酷，虽已黜责，未快公论”，意思就是辛弃疾跟当朝的宰相互相勾结，敢于做贪污、严酷的事情，虽然已受到免职和申斥的责罚，但大家觉得还不够痛快。这次弹劾的结果，是辛弃疾受到了降两级的处分，他的职名由“集英殿修撰”降为“秘阁修撰”11。
宁宗庆元元年（1195）十月，新上任的御史何澹再次把辛弃疾当成弹劾的靶子，这一回说得更狠：“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意思是严酷暴虐、聚敛钱财，把公家放财物的仓库封起来当成是自己的，将福州都搜刮得一穷二白了。这一状告下来，辛弃疾“秘阁修撰”的职名也没了，只剩一个“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的祠禄官12，重新变成了“储备干部”。可是，这还不算完，第二年九月，又有监察御史弹劾辛弃疾，痛打“落水狗”，说辛弃疾“贪污恣横，唯嗜杀戮。累遭白章，恬不少悛。”意思就是贪污、好杀，多次被弹劾，但仍然不知道悔改。因此他建议对辛弃疾的处理不能留尾巴，必须连“储备干部”的资格都取消，免得他还有东山再起、为非作歹的机会。于是，辛弃疾“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的祠禄官也被剥夺，在官场上几乎是一无所有了。
那么，这回辛弃疾接连遭到这么多的弹劾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这一次，辛弃疾比上一次更冤，而且，我们还可找到确切的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一点。
根据《宋史》记载，辛弃疾在当福建安抚使的时候，他的施政方针是“务为镇静”，也就是尽量让地方保持安定。怎么做到安定呢？按照辛弃疾在湖南期间的施政思路，可以知道，第一是要“惠养元元”，也就是做好民生问题，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第二，还要有一支可靠的镇压力量。当时，福州的治安问题，主要是海盗的骚扰，为此当地养着数量比较多的军队，地方政府每年要耗费大量的金钱和粮食。另外，在当地还住着一些皇室的族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开支也都由当地政府负责。再加上福建人口多耕地少，年成稍差，就不得不地到外地去买粮，这进一步加重了当地政府的财政负担。辛弃疾看到这一点，就在不扰民的前提下，想方设法筹钱建了一个“备安库”，也就是维护地方安定的专项资金。他计划把这笔资金用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趁着当时福建粮食接连丰收的机会，在秋天谷价比较便宜的时候收购两万石米，作为粮食储备，这样碰到荒年也可以缓解一下恐慌；另外，他还准备打造一万副铠甲，招募一些强壮的士兵，严格训练，加强军队的建设。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筹到了五十万贯钱。但还没来得及实施他的计划，谏官的弹劾就来了。由于我们在史料中看不到辛弃疾有其他的敛财行为，因此他建“备安库”这件事，应该就是说他贪污、聚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的口实。
说辛弃疾在福建“贪”不成立，那么他是否有“酷”的行为呢？在这个问题上，辛弃疾有两面性，事实真相是：他对普通老百姓宽厚，对下属官吏严酷。
在任命辛弃疾为福建安抚使的官方文件上，有这么一句话：“比居外台，谳议从厚，闽人户知之。”“外台”是指提点刑狱这个官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辛弃疾在当福建提刑期间，给犯人判罪遵从的是宽厚的原则，这件事福建人家家户户都知道。据《福建通志》的记载，辛弃疾做安抚使期间，有一次曾派了一个叫傅大声的官员去下面的一个县复审狱中的囚徒。傅大声到了那里后，经过仔细的审理，释放了五十多个人，只留下了十多个。那个县令气得不行，认为傅大声这样的翻案，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于是拒绝招待傅大声，饭都不请他吃一顿，弄得傅大声到了靠当衣服换饭吃的地步。辛弃疾听到这个情况后，亲自对这些案件进行审理，最后全部依从傅大声的判决。
除此之外，辛弃疾还根据当地老百姓的愿望，向朝廷建议在福建推行“经界”和“钞盐”。“经界”是对土地所有权进行清查，以此为依据分摊赋税和杂役。这条政策，是对大量兼并土地的豪强地主不利的。而“钞盐”是对原来盐实行官府专卖销售方式的一种改革。原来由官府专卖的盐，往往质量差价格高，所以百姓都不愿意要，宁愿去买私盐。于是官府为了完成销售任务，就采取按人口强行摊派办法。这样做百姓的意见当然是非常之大。为了缓和民怨，南宋政府就在部分地方实行“钞盐”的销售方式：由盐商先认缴一定数量的税款，然后官府给他一张运销许可证，允许他贩运销售一定数量的食盐。这样，既保证了官府的税收，又使百姓可以自由选择买谁的盐，盐的质量也因此比较有保证。
从上面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出辛弃疾对百姓不但不“酷”，而且是非常宽厚、关心。但是，他对自己的下属官吏，就恰好相反了，有记载说：他“厉威严，轻以文法绳下，官吏惴栗，惟恐奉教条不逮得谴。”（《真西山集》卷四五《少保成国赵正惠公墓志铭》）意思是说，他十分严厉，动不动就对手下进行法律追究，那些官吏都吓得发抖，惟恐遵守教条不到位而被谴责。
根据以上这些证据，我们可以确定，那些人对辛弃疾在福建当官期间“贪酷”的指控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一心许身报国，却一再遭受挫折，而且都是以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你说辛弃疾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滋味？他有一首词对此做了回答：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比著儿曹，累累却有，金印光垂组。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但赢得，靴纹绉面，记余戏语。（《永遇乐》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
这首词作于辛弃疾退居瓢泉期间，是送他的族弟辛茂嘉调官桂林时所写的一首送行词。辛茂嘉也是一个爱国的忠义之士。题为送行词，但与另一首脍炙人口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全写别情不同，此词别出心裁地从家族姓氏写起。他说虽然不知是哪一年我们家族有了这个“辛”姓，但世世代代以来，辛氏家族始终保持着一种对国家民族的赤胆忠心和刚毅耿直的性格，就如同夏天的烈日与秋天的风霜一样那么鲜明。题为“赋辛字”，辛者，辣也，而开头三句却似乎并没有牵涉到“辛”字，但仔细一想，烈日、秋霜、忠肝、义胆，这四者可不都具有“辣”性？至于“千载家谱”，那更是“老辣”了！所以说一开头就给全篇定下了“辛辣”的基调。
那么“辛”字在我们辛家到底有什么含义呢？仔细地考索“辛”这个姓氏，发现：它是艰辛做成的，浸透了悲辛的滋味，一辈子都逃脱不了辛酸辛苦的命运，还有那辛辣的脾气，如同胡椒桂皮那样，难合世人的口味。叙说家族命运，其实更是辛弃疾本人的写照：他从小生活在金国沦陷区的种族歧视下，河山破碎的耻辱一直伴随他成长，内心自然是悲辛的；他壮岁旌旗，擒叛南归，为回归中原可说是立下大功，但南归之后却屡遭流言攻击和弹劾贬斥，经历可谓艰辛；他虽有报国之志，复国之谋，却因北人南来而受到“归正人”的不公平待遇，始终得不到朝廷重用，这种辛酸之情非一般人能够理解；他南归之后，一直辗转于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一带，招之则来，麾之即去，调动频繁，历尽辛苦；特别是他那刚拙自信的性格，“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胡椒、桂皮本是辛辣之物，且又捣碎让人去吃，怪不得吃了就要全吐出来，形象地说明了他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辛辣脾气。妙就妙在“更十分”，俗话说：“逢人且说三分话”，他却要“十分”，一分余地也不留，所以不仅是对主和派他势不两立，直言相斥，即使是对皇帝，他也“不为迎合”，据理力争，这样的处世态度，当然是“辛辣”之至了！整个上段追述他和辛氏家族千载的艰辛历程，而这种对恶势力绝不调和、“捣残堪吐”的辛辣之恨，又何尝不是来源于对国家民族“忠肝义胆”的火辣之爱？爱恨之别，真如“烈日秋霜”般鲜明！
辛辣的反面是“芳甘浓美”，与艰辛、辛苦的坎坷经历相对的是“金印光垂组”的荣华富贵。因此下段作者不无感慨地说：这世间也不缺乏荣华富贵，你看别人家的儿孙，累官高爵，显赫门庭，但是，“芳甘”既非“辛”姓，更非“辛”性，这一切都与我们辛家无缘。我今天告诉你这一些话，从今别后，你也不要再回忆我们兄弟在一起的日子了，你就准备历尽艰辛，操劳一世吧13。到老了之后，你再想想我今天说的这些玩笑话，可能会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这首词题为送茂嘉十二弟，但全词唯有“休忆对床风雨”一句牵涉到兄弟别情，其他全是“戏赋”、“戏语”之词，似乎将自己的乖舛命运全归结为“辛”姓，其实是借题发挥，抒发了满腹牢骚愤慨。读了之后，不但没有“戏”味，反觉“辣”气逼人。这类以游戏面貌出现而表达严肃主题的俳谐词在辛弃疾集中还有不少，是辛弃疾词中不可忽视且独具风貌的作品。
我们现在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正是因为这“更十分向人辛辣”的性格，使辛弃疾与南宋官场格格不入，甚至于到了“堪吐”的地步。淳熙九年（1182），他终于被朝廷毫不留情地“吐”了出来，从此开始了他两段将近二十年的闲退生涯。
1见岳珂《桯史》卷八，记此诗为完颜亮所题。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则认为此诗是翰林学士蔡珪所作，而为完颜亮所冒名，文字也略有出入。
2枢密院：宋朝掌管全国军事的最高权力机构。其职权为主管国防机密、兵符、军籍、选差路分都监以上将官及诸班直、内外禁军等事。大致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中央军委和国防部的部分职能。
3词初起时主要是配合音乐歌唱的，因此也根据乐段分成若干段，唐宋词主要有四种段落形式：不分段的叫“单调”，分成两段的叫“双调”，三段称“三叠”，四段称“四叠”，每段习称为“遍”、“片”或“阕”，其中以双调最为常见。
4宋代在各路（“路”相当于今天的“省”）设立转运使司，俗称“漕司”，除掌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有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辛弃疾做的是副使，也就是“漕司”的名义上的二把手。不过，南宋时期很多地方不设转运使，转运司实际是由副转运使当家。
5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三《张史和战异议》：“张浚老臣，岂其念不到此，而误于幕下轻易之谋，眩于北人诳顺之语。”
6安史之乱中，李隆基携杨玉环匆匆逃亡四川，行至马嵬坡，护驾将士要求处死杨国忠兄妹才肯继续前行，李隆基不得已而赐杨玉环自缢。赵飞燕后被废为平民，自杀而死。
7南宋地方行政采取四权分立制。路相当于现在的省，每路建制分四个系统：帅司、漕司、宪司、仓司。路的安抚司首长叫安抚使，统辖地方文武，同时兼任知州或知府，是行政区的军政长官，俗称帅臣。漕司经略一路财政税赋，并负有监察职责，长官叫转运使，俗称漕臣。宪司主管一路刑狱，长官称提点刑狱公事。仓司负责一路仓储，长官称提举常平公事。四司中，安抚使职权最重，但它也受漕、宪、仓三个监察司多方面的牵制。
8很多人认为这首词是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写于江西安抚使任上。但据邓广铭先生考证，应作于淳熙六年或七年湖南任上，理由如下：1、张坚在江西的后任钱佃于淳熙六年到任（南宋转运司只设一名长官），两人必于此年办理交接，张坚离任；2、据《宋会要》记载，淳熙八年七月“江西运副钱佃”、“知兴元府张坚”已因为前一年在任上修举荒政有功而获提拔。
9“君思我，回首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用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车轮四角”，用唐·陆龟蒙《古意》诗：“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栖托。愿得双车轮，一夜生四角。“带减腰围”，用《梁书·昭明太子传》中昭明太子萧统因读书劳累而身体消瘦之事，萧统“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唐·杜甫《伤秋》诗亦有“懒慢头时栉，艰难带减围”之句，故此也含有因世事艰难而形容消瘦之意。
10任太府卿，为太府寺长官，从四品。太府寺掌邦国财货之政令，及库藏、出纳、商税、平准、店宅、市易之事。
11馆阁贴职分九等，自上而下依次为：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阁修撰、直龙图阁、直天章阁、直宝文阁、直显谟阁、直徽猷阁、直秘阁。辛弃疾被降了两个等次。
12祠禄官也称宫观官，是宋朝特有的职官制度。宋代崇信道教，在京城和各地建立了众多宫观，在京者称为京祠，在外者称为外祠。凡大臣罢官以后，一般会让他担任管理道教宫观的祠官表示优礼，没有实际事务，而且绝大多数也不到所主管的宫观供职，只是按月领取一定的俸禄，完全是一种闲职。陆游《夜赋》：“世路涩如棘，祠官冷欲冰”，刘克庄《答翁定》：“牢落祠官冷似秋”。
13金印：官印。组：系在官印上的丝带。累累：联贯成串貌，意指不断地加官进爵。对床风雨：韦应物《示全真元常》诗：“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此句喻指兄弟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