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政体”这个名词的原始含义相当于“公务团体”，是指执行最高治权的统治者。这些最高统治者可以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当最高统治者是一个人时，我们称作君主政体或僭主政体；当它是少数人时，则属于贵族政体或寡头政体；而当它是多数人时，则为共和政体或平民政体。
因此，共和政体是指以群众为统治者而又能照顾到全邦人利益的政体。古代文明中，大部分国家都实行君主政体。雅典人直到梭伦改革，才逐渐从王政时代转向民主时代；而罗马人也是在驱逐塔克文之后，才进入..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共和”一词起源于西周。《史记·周本纪》说西周末年，周厉王无道，百姓不堪压迫，因而发生了“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出都城，流亡于山西。之后，国家出现了没有君主的局面。为此，召公与周公二相代理行政，号曰“共和”。十四年后，厉王驾崩于外，二相便迎立太子继位，是为宣王。这说明从厉王流放到宣王继位之间的这十二年里，国无君主，大臣行政，西周政体发生了变动。而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共和”也便成了“君主”的反义词，那么西周时期是否真的实行过无君的共和制？
国人暴动后，西周短暂结束王政时代《史记》里关于“共和”的记载
周厉王被国人驱逐的事散见于各类史籍，其中以《左传》和《国语》最早。《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这是说周厉王被驱逐后，有诸侯暂时脱离自己的本位，代替周王来行“王政”。《国语》则说：“诸侯不享，王流于彘。”
对于这件事，《史记》在不同地方都有记载。《齐太公世家》说：“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鲁周公世家》说：“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燕召公世家》说：“燕惠候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管蔡世家》说：“武侯之时，周厉王失国，奔彘，共和行政，诸侯多叛周”；《卫康叔世家》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晋世家》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从这些世家的记载中，可以归纳出几条信息：
一、周厉王曾遭遇国人暴动，被迫流亡于彘；
二、厉王出走后，有大臣代其行政，并将这种行为称为“共和”；
三、共和行政一共持续了十四年；
四、共和行政时，王室衰微，诸侯多叛周；
然而，依然有两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第一，代周王行政的“大臣”究竟是谁？第二，在共和行政的十四年里，国君的位置是否一直是空的？也就是说周朝的君主制政体是否发生了改变？《史记》的世家部分没有明确说明，在《周本纪》中才给出了答案。里面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这说明代周王行政的大臣是召公和周王两名宰相，而厉王一直在外流放了十四年，君位空虚，直到他死后宣王才继位，所以周朝一度出现了“虚君共和”的局面，然而这只是《史记》而且是《周本纪》里的说法。
共和行政标志王权的衰落先秦古籍中关于“共和”的不同描述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认为“共和”就是周召二相代天子行政时的年号，记作“共和元年、二年”等。然而在汉武帝之前，古人采用的都是干支纪纪年，并无年号的说法。在《春秋》里，也都是用国君在位的时间来记载年岁，如隐公二年、武公三年等等。鲁昭公在二十五年时被三桓逐出国门，一直流亡到三十二年才死，《春秋》并未因此而另设年号。为何周厉王出奔后就按“共和”来纪年了呢？先秦古籍认为，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名叫共伯和的人入京摄居了君位，所以才用“共和”来纪年。
《清华简·系年》记载说：“ 厉王大虐於周，卿李、诸正、万民弗刃於厥心，乃归厉王於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於宋。”《汲冢纪年》说：“十二年，王亡奔彘。国人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
这些先秦古籍说明代天子行政的“大臣”不是周公与召公，而是“共伯和”。《汉书注》说共是国名，伯是爵名，和是人名。厉王被驱逐后，共伯和被大臣们迎入王室，暂居君位，代行王命，所以他摄政的这十四年称为“共和”。这样，先秦古籍与《史记》存在两处矛盾：
一、《史记》认为厉王出奔后，主持朝政的大臣是周公与召公，先秦古籍认为是共伯和；
二、《史记》认为在厉王出奔之后，宣王继位之前，西周朝中没有国君，先秦古籍则认为有一个摄政的国君，他就是共伯和；
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为何史书记载中会出现这种混乱？
今本《竹书纪年》最早见于明朝西周“共和行政”的可能真相
首先，我们要知道，《史记》中关于共和行政的说法并非一家之言，而是司马迁取材自其他史料。《十二诸侯年表》里就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六国年表》说：“太史公读《秦纪》，至犬戎败幽王”云云，可知司马迁曾见过许多现今已失传的史料，他也是在择优采录的基础上写作的。例如《周本纪》末尾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接着便进行了论证，说明周幽王被杀之后，周朝的都城才迁徙到洛邑。
倘若司马迁读到《清华简·系年》，他也许会发表一番议论：《系年》说厉王被万民“归於彘”，万民又拥戴共伯和为王，一直过了十四年，厉王生宣王后，这些万民才将共伯“归於宋”而立宣王。这样看来，西周倒是一个群众统治的真正..了，因为万民可以随时废立君主、选择自己的国王，显然不太可能。而且《系年》说宣王生于厉王被驱逐十四年之后，那么他登基时只是一个婴儿而已，这种说法与《国语》的“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相矛盾，可信度不高。
《汲冢纪年》的记载则接近于《国语》，只是“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存疑。这本书发掘于西晋，也称《竹书纪年》，原本早已在宋代散逸，不复存世了。我们只能从《晋书》里略见一二。《晋书·束晳传》说：“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经传大异......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这里的幽王应是厉王，为史家误记，因为这本书并不存世，所以详细记载我们不得而知。到了明朝万历年间，藏书家范钦突然刊印了一本失传多年的《汲冢纪年》，里面好作小说家语，这本书才是我们今天所见的《竹书纪年》，可信度如何，留给读者自行判断。
共伯和究竟是谁显得扑朔迷离，《左传》《国语》等书中都没有记载说周朝有一个叫“共”的国家，因此“共伯”很可能只是一个谥号。《卫康公世家》说卫釐候的太子馀死后，“谥曰共伯”；《国语》说晋献公的太子申生死有“谥共君”，可为佐证。
《太平御览》里说：“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其年，周厉王流彘而死，立宣王”，根据这则记载，可以调和《汲冢纪年》里“共伯和摄行天子事”与《史记》中周召“共和行政”的矛盾，历史的真相可能是这样：在发生国人暴动、厉王出奔后，诸大臣共同主持朝政，度过了虚君的十三年。之后，有一个谥号“共伯”的大臣篡夺了空缺多年的王位。这年，周厉王驾崩了，大臣们因天下大旱而不满共伯和，便重新迎立厉王的太子登基，是为宣王。共伯和被迫像西汉的昌邑王或唐朝的武则天一样，退位让贤，同时也保住了名声，故而为《庄子》与《吕氏春秋》等称颂。
《史记》因共伯和统治短暂，故而只说那段时间是大臣们共同行政；《汲冢纪年》则记载共伯和曾短暂“摄行天子事”。后人遂误以为在厉王出奔后，共伯和一共统治了十四年，并用此来推翻《史记》。根据《晋书》里的说法，真正的《竹书纪年》认为“幽王（厉王）既亡”后，才有“共伯和者摄天子事”，而厉王死在流放后的第十四年，宣王也是这一年登基的，所以共伯和统治的时间仅仅为数月而已。
厉王驾崩后，宣王登基前，共伯和短暂据位西周“共和行政”并不是实行“共和制”
《左传》说：“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倘若厉王出奔后，大臣们又另立了一个新王执政于上，那么诸侯何以能“间王政”？这说明，西周确实存在一段虚君共和的时期，那时厉王出奔在外，国家政事由诸侯来主持。但这不是从君主制变成了共和制，而是形成了贵族制或寡头制。
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始终是周王室及功臣贵族，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奴隶主阶级。广大的群众或者为自由民，或者为奴隶，他们没资格参与政事。所以即使厉王出奔，国家虚君，“共和行政”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共和制。周朝百姓通过国人暴动，推倒了王权，但他们没有像古雅典和古罗马那样，对西周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设置执政官和保民官，也没有组成公民大会。所以，国王虽然被赶跑了，但国家机器却未发生变化，分封制的结构依然存在，而这种金字塔形的制度必然需要一个天子。所以“共和行政”的晚期才出现了共伯和篡位的事，由于他得不到大臣们的承认，所以人们才一致拥戴宣王登基。
国人暴动没有像西方那样成为革命，但它造成了“共和行政”。而在古人的观念里，“共和行政”意味着无君无父，是东周“兴师不请天子”的端倪——周朝人还习惯不了没有君父在上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