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像》，见清代上官周绘《晚笑堂画传》。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发端于明代的历史演义，而历史演义的兴起又与宋元以来《资治通鉴》的简约化、通俗化息息相关。以往学者们在探讨历史演义之生成时，一般多强调民间讲史与纪传体类史书的孕育之功，却较少关注《资治通鉴》的影响。实际上，正是《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的不断通俗化，才催生出明代的历史演义创作热。
司马光编修的《通鉴》一经问世，就备受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与青睐。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宋高宗、孝宗等均熟读之。朱熹还喻之为不可或缺的“桑麻谷粟”（《朱子语类》）。不过，该书多达294卷，约300万字，难免让人望而生畏。司马光在世时即慨叹，通读此书者，惟王胜之一人。鉴于此，朱熹便以《通鉴》为基础，从《通鉴》中节取事实，编成了一部简明扼要的《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其篇幅只有59卷，为《通鉴》的五分之一。该书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除史弊，法《春秋》，纲举目张，便于观览，深合封建君臣、士人强调正统、教化的政治文化心理，以及社会受众对史著由繁趋简的阅读需求。故而《纲目》产生不久，就得到了南宋统治者的重视，并成为经筵讲读的重要内容，学者亦多以之为史学不易之经典。如尹起莘在《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中就说：“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褒名节而黜佞邪，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者也。”为使《纲目》更加通俗，元代注疏发明《纲目》的著作已有数十家之多，由此开启了《通鉴》“通俗化”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