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明代，朱熹的《纲目》更受统治者推崇。明宪宗朱见深认为“是书足以继先圣之《春秋》，为后人之轨范，不可不广其传也”（《明宪宗实录》）。明孝宗朱祐樘则“患其繁多，，特敕翰林儒臣撮其要略”，撰成《历代通鉴纂要》。文人学士对《纲目》也是大力称扬。如杨士奇即云：“其书则孔子作《春秋》之义，以正人心，植世教，有助于治道者也。”（《纲目集览正误序》）至于从事《纲目》之研习、节编、推广者，亦大有人在，如刘剡的《资治通鉴节要续编》、李东阳的《历代通鉴纂要》等。而民间书坊主也很快从中受到启发，纷纷节略、缩编《纲目》，甚至别出心裁地将《通鉴》《纲目》两书精简合编为《纲鉴》。如建阳书林余氏双峰堂刊《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凡例》即云：“纲鉴二书，古来未有合编者。合之，自荆川唐老师始，总之为举业家祈捷径也。”明建阳书林熊冲宇刊《历代纪要纲鉴》的“告白”亦云：“《纲鉴》一书，坊间混刻多矣，其间纲目不备，旨意不详，实乃发蒙之病也。今柴溪苏先生留意删补《纲鉴全补》，标题旨意精详，以为举业一助。”可见这种精简本《纲鉴》，当时已成为明代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书，以至于就连私塾蒙学也以《纲鉴》作为教材。如谢肇淛《五杂俎》云：“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
总之，由于《通鉴》特别是《纲目》等被帝王、士人们视为“资治”之工具、“读史之捷径”、“兴教化，淑人心”之利器，以及科举考试、蒙学之辅助读物，故而受到社会民众的普遍欢迎，得到极其广泛的流传，成为普及于世的历史教科书。笔者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编年类》统计，现存明代万历以前的“通鉴”类史书有20余种，而《纲目》类史书则有140余种，不仅数量繁多，而且明显呈现出将《通鉴》简约化、通俗化，乃至逐渐由《纲目》《纲鉴》取代《通鉴》的趋向。特别是坊本《纲目》类史书，不仅简明扼要，文中还多附句读、注音、释义、圈点、考异、批评等，其通俗之意昭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