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识字不多的普通民众来说，《通鉴》经过“纲目化”“纲鉴化”之后仍然不够通俗易懂，更不消说生动有趣了。所以，为了满足一般民众了解历史知识、喜读历史人物故事的渴求，就有必要将《纲目》类史书进一步通俗化、故事化。于是，明代的一大批“按鉴”通俗演义小说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明代人最初编创历代通俗历史演义，几乎莫不以“按鉴”相标榜。如《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刊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等。
他们之所以打出“按鉴演义”的旗号，乃是因为《通鉴》通俗化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按鉴”正是为了投时俗之所好。如明前中期，建安书坊清白堂主人杨氏、双峰堂主人余象斗等，在聘请下层文人或亲自动手编撰历史演义前就已刊售不少《纲鉴》类史书。这些书坊主从《纲鉴》类史书的流行情况，很容易测知普通民众对通俗历史读物的需求及其阅读史书存在的困难，虽然他们在刊行《纲鉴》类史书时已做了不少通俗化的工作，但是仍然觉得“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不可以入俚耳”（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而民众又有尚史之心、览古之趣，故而为了使史书所记不致湮没无闻，就有必要“敷衍其义，显浅其词”，“俾闾巷颛蒙皆得窥古人一斑”（佚名《新刻续编三国志序》）。
可见，明代人最初编写演义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将《通鉴》等史书进一步通俗化，以向民众传播历史知识。如余邵鱼就声称其编写《春秋列国志传》，“非敢献奇搜异，盖欲使浅夫鄙民尽知当世之事迹也”（《列国源流总论》）。熊大木亦称其编写《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欲“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隋唐两朝志传》的编写者也声称其书欲“使两朝事实，愚夫愚妇一览可概见耳”。甄伟编写《西汉通俗演义》，亦欲“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
因此，历史演义小说之肇兴，确然源自于宋元特别是明中叶以来将《通鉴》等史书进一步通俗化的社会风气，从《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节要》《纲鉴》“按鉴”通俗演义，走的正是一条将《通鉴》逐步普及化、通俗化的道路。
与《通鉴节要》《纲鉴》等史书相比，历史演义编写者基于通俗、娱众、补史、教化等意图，在“按鉴”的基础上又对史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增衍、生发、虚构、改造，并尽量使纷纭繁杂的史事条理化、故事化、传奇化。这样，历史演义作为“小说”的艺术特性便得以强化、鲜明起来，历史演义编写者的“小说”意识也逐渐得以形成和确立，并最终促使“按鉴”通俗演义衍变为中国最早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
（作者：纪德君，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