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知州、知县，在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中十分特殊。他们处在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接壤的边缘，在整个官吏队伍中属于外围，离决策层较远，因此除个别时期外，很难得到权力中心的重视，因而仕途晋升往往较慢。
但是他们所在的基层政府，又是整个王朝的支撑，承担着负载上层建筑的重任，皇帝又不得不重视。所以作为州县长官的他们，一边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冷落，另一边又是职责的繁重和压力。
明朝初期，由于朱元璋出身下层社会，深知州县的难处以及它对稳定统治的重要性，所以在选人方面极为严格。可好景不长，到了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内重外轻的迹象，当官者都不太愿意去州县，都希望能够留在京城。
如此一来，就留下了产生问题的隐患。
二来，职责繁重，出力多却难讨好。
明孝宗之后，朝廷为了强调地方亲民官员的重要性，规定知府、知州在见到上司可不行跪拜礼，仅揖手打拱便可，以重视其职。但这仅仅只是表面文章，对朝廷与社会的官民关系依旧还是没能重视起来。
明英宗到明孝宗这段时期，尽管朝廷越来越重视地方亲民官的职责，但主要还是考虑其对国家财政的供应能力，州县官员的职责转为了催收租税为主，且受多方牵制，结果导致州县官员为政不易，逐渐开始变得滑头起来。
正德之后，嘉靖、万历时期，州县长官不但不抚恤乡里，反倒变本加厉，盘剥地方。
此时的州县官员，上有督抚巡按等催逼索要，下又有乡宦、生员、胥吏等把持地方，实在是难做，动不动便会遭受罪罚。清廉者实在熬不住便递交了辞呈，剩下的则不管不顾，致使吏治大坏，终于激起民变。
三来，一不小心就成了“四害”，确实憋屈。
明末的农民起义，小部分出自天灾，大部分出自人祸。以往都说跟宦官专权，党争问题有关，主要针对的是上层，进而波及到吏治，与社会底层并无直接关系。可州县吏治的败坏，其实才是酿成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天启年间的礼部尚书赵南星，曾列举了当时政治上的“四害”，其中有两害就是在州县，另外两害则也是与州县有关。哪四害呢？“一曰干进（谋求仕进）之害，二曰倾危（对国家和人民有很大危险的人）之害，三曰守令之害，四曰乡官之害。”
由于地方官员身处两难境地，在上下夹击之中，他们只得上巴结长官，下盘剥小民，成为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州县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普及的程度，从守令到小吏，清廉者寥寥无几，贪污受贿者倒是多如繁星，成为政治的顽疾，最后终将大明王朝送入了死亡的深渊。
由此可见，袁宏道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的，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