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法国神父古伯察所写《..纪行》中关于晚清商业情况的观点独树一帜。在他看来，晚清社会并非中国传统上的“重农抑商”，那时的民众积极从商，商业气氛浓厚，而且商人对待自己的每一笔生意都十分重视。他在书中高度赞扬道：“所有这一切使清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商业性的国家”。在对晚清民间商人的描述中，他深刻传神地写道：“中国人总是置身于柜台之后，和颜悦色、极为耐心地等待顾客上门询问，当他一有空闲时就拨起那个既古朴又能给他增加进账的大算盘。”“他们无论从事何种生意，都不会忽略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那部分利润，即使是再小的进账，他们也是热忱相迎。”
▲《..纪行》旧本
在他细腻流畅的文笔下，西方人又一次认识了中国。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在晚清游历生活近50年的神父回国后，还专门给晚清商人“勾绘”了一幅白描：“到了晚上，他（小商人）关上店门，躲到角落里一丝不苟地点钱，并且估算着来日的进账——这是在享受最大的乐趣。”这一描述可谓生动传神，直到现在也毫不过时。
19世纪70年代，已经来华七次的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对山西当地社会经济情况进行分析。照理说来，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山西当地百姓无法依靠本地农业自给自足，但他们的生活往往又过得颇为富足。在李希霍芬看来，其原因在于山西人的财富主要是靠他们精明的脑子赚取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当时大清商圈中，晋商是最出类拔萃的那批人，因其诚实守信，所开钱庄定下的借贷利息，无论对谁都一视同仁，只有信用极好的商人才能把生意持续地做下去。
▲李希霍芬考察时期旧照
同时，这位首创“丝绸之路”名称的欧洲人还将19世纪70年代的清朝商人作了一番比较：赣商的狡猾机智比起晋商有过之而无不及；粤商胆子极大，善于投机，是做大买卖的最佳人选，但又极为贪婪，“要价与欧洲人相差无几”；鄂商对商业有着极强的敏感性，行动速度最快；川商善解人意、殷勤好客。在评论宁波的商人时，李希霍芬对其颇有微词，虽然非常认可甬商的商业韧性，但其“一味自足地做着小买卖，敛取薄利，不利于大型合作”。至于上海本地商人，李希霍芬认为沪商没有甬商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于晚清商人的总体看法，李希霍芬也评价得颇为准确：“中国人实在是太精明了”。
▲晋商宅院
李希霍芬曾在自己的书中预言：“精明的中国人到欧洲与美国开店..的日子为期不远了。”随后的历史证明也证明了他的这一预言。通过这些晚清在华洋人的笔记文献，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一百多年前晚清商人所具有的万花筒一般的品性，但正是因为他们的机智狡猾，才吸引了无数人研究晚清商界没有受到西方沉重打击的原因。
参考资料：
《..纪行》《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