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游国恩64岁。这一年，他与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此后的30余年间，该书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
199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63岁。这一年，他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此后至今的近20年间，这部教材广为全国各高校所选用。
十年、二十年之后，当今天的中青年学者年至花甲，进入学术成熟期的他们，将如何书写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史？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举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座谈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程苏东提起了袁行霈的判断：一部优秀的文学史，代表着一代人的知识趣味、价值观念和叙述方式，其理想寿命大概是三十年。因此，若干年后，必然会出现新的文学史。
“如果真有一天，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我们手上，我们能做好准备吗？”程苏东有些忐忑。
面对继承、突破、创新的学术使命，不少中青年学者像程苏东一样：忐忑，甚至困惑、焦虑。与此同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些已在学界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学人，对学术的情怀犹在，锐气犹存，思考仍在继续，脚步未曾停歇。
1.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
“我们四十岁左右的人生历程与改革开放几乎完全同步，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走入研究领域的时间多在21世纪以后，显得相对滞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叶楚炎提出，21世纪以后入行的学者，固然可以“坐享”近百年来古代文学领域内积累起来的丰硕成果，但换个角度看，这也就意味着陷入无荒可拓甚至只能亦步亦趋的尴尬境地。
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程苏东发现，在他所专注的先秦两汉范围内，“《庄子》的散文艺术”“《史记》的叙事艺术”之类的重要文学问题，已经被前辈学者论述得非常充分，于是他一度将自己的研究领域从文学转向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