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辈学者的“跑马圈地”告一段落，后辈学者的“精耕细作”则是必然。如今，古籍数据库的涌现，域外汉籍的回归，文献整理出版的加速，，不仅为学界提供了大量新材料，也使旧材料的检索、利用更为便捷，为“精耕细作”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过去，《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的真伪，一直是古代小说研究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话题。根据新发现的《〈儒林外史〉题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郑志良得出了“我们可以确信这一回是吴敬梓原稿所固有”的结论。这被视为利用新材料取得新突破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做博士后时，合作导师让我做"《陶渊明集》研究"这个课题。我当时整个人是慌的。《陶渊明集》研究，前有袁行霈先生那座高峰，我们怎么爬过去？”随着研究深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蔡丹君发现，过去的《陶渊明集》研究更加看重时代更早的宋代刻本，却忽略了对传播陶渊明作品起到重要作用的明代、清代刻本，而且学界没有对前人的文献整理工作进行追根问底的思考，“我们去看宋递修本的《陶渊明集》，其中有一页与其他页不一样，明显是补进去的，它是从哪儿来的？像这样在我们眼皮底下的问题，从没有人讨论过。”
在有些学者为寻找研究题目而犯难的同时，主要从事域外汉籍研究的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卞东波，却在感慨题目多得做不完。
“域外所存的汉籍资料可以用"海量"来形容，目前已经影印与整理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卞东波看来，域外汉籍与古代文学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也是未来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跑马圈地式的浅层次开荒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更不会导致学术研究领域和论题的枯竭。学术研究没有止境，研究领域和论题也决不会有枯竭的一天。”许昌学院副教授姜荣刚认为，“我们不仅不应对未来悲观，反而应该更加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