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国策失误而导致的种种社会危机，汉武帝本人在晚年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曾明确表示，自己的作为乃是有不得已的背景，如果后继者禀行不改，则必定会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并开始作某些政策上的调整，以弥补自己的失误，化解社会的戾气与愤懑，希望藉此缓和矛盾，重新稳定统治秩序，征和四年（前89年）他驳回桑弘羊等人有关轮台屯田的奏请，下《罪己诏》，对自己的晚年用兵劳民之失进行全面反省，彻底自我否定便是这方面的证据：“深陈既往之悔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并具体颁布《劝农诏》使“思富养民”的策略调整逐步得到落实：“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
常言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亦善。”到这时，一生不懈追求权力与功业的汉武帝似乎终于从权力和功业的黑洞中走了出来，变得比较有人情味，有意识地去扭转政治发展的方向。可惜的是，留给汉武帝的时日已经不多，他日暮西山，已是有其心而无其力了。从根本上扭转滑向“亡秦之迹”政治趋势这一历史重任，不得不由他的继承者来承担了。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汉武帝却反其道而行之，是他捅下大漏子，由别人来替他进行补救。
二、武帝身后的三种国策抉择模式
当汉武帝“龙驭上宾”、撒手人寰之后，西汉王朝的政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这种微妙，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和继承汉武帝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即怎样在“亡秦之迹”业已形成的背景之下，通过清晰明了的前瞻性战略思维，利用战略选择与政策运作的杠杆，使汉朝统治这艘大船驶过急流险滩，重新进入平稳的河道，摆脱“亡秦之祸”的阴影。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汉武帝身后的国策大论战，并且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决定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新抉择。（参见黄朴民《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第158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