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其他许多党锢之祸中的儒林人物，又何尝同孔融有本质的差别呢？范滂被捕时，曾对儿子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伤心话：“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后汉书•党锢列传》）。是啊！做坏事自己良心上不能忍受，可做好事当君子在生活中却处处碰壁，如何是好，怎么才行，他们没有办法予以解决，留下千古奇冤；后人也没有本事替他们设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出路，徒然呼唤奈何，真是左右不是人，前后都见鬼。这嗟叹，这悲鸣，实际上深刻地反映出这类正直而迂阔于事情的儒生群体，对自己及其整个儒家学说之命运困惑迷惘的心态。
儒林异化的结果，不用说，当然是十二分的糟糕。它的持续，换来的是党锢之祸的发生。而党锢之祸的降临，李膺、陈蕃、范滂等儒家精英人物的被杀，宦官恶势力的无限膨胀，则表明东汉王朝已经腐朽反动到了极点，它已不再有任何的勇气，来倾听（更谈不上接受）不同的声音了。尽管这声音原本是出于维护统治者长远根本利益的良好意愿，是真心实意的“补天”而绝非居心叵测的“变天”。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几个..已经黔驴技穷，彻底失去了实施专制统治的基础——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代表广大官僚们的信任与支持，东汉王朝寿终正寝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果不其然，没有隔多长的时间，公元184年，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旬日之间，天下向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朱隽列传》），如烈火之燎原，如激水之漂石，势不可挡，所向披靡，丑陋的东汉王朝的丧钟撞响了！与之相应，则是长期以来高居庙堂、貌似神圣的儒家名教成为滑稽的笑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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