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旧党的上层人物更是礼敬有加，司马光、文彦博他们在洛阳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从始至终既尊且富。可是旧党上居然对新党大打出手，不仅后果残酷，用的手段更是前所未见的卑劣。新党成员李定加害苏轼的乌台诗案被大肆宣扬，用大文豪、万人迷的凄惨遭遇反衬新党都是小人；而车盖亭诗案就被刻意地淡化了。两相比较，同样是文字狱，李定只打击了苏轼一个人，朔党放倒了新党所有的人。谁是小人?什么是恶毒?显而易见了吧。
这样的理念在新党人心里生成，随着被压抑的时间增加，怨恨、报复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尤其是本来性格就强硬刚烈的那几个人。这时施压的人或许想不到，他们压抑的是火山，压力越大反弹越大，等岩浆喷发出来时，没有谁能独善其身宋朝的政治风气变得前所未有地狭隘凶险，这时唯一的人性光辉闪耀在首相昌公著的身上。他在一片肆虐报复的疯狂中向高滔滔提醒—“录人之过，不宜太深。
文景之治，网漏吞舟，且人才实难，宜使自新，岂宜使自弃耶。”高滔滔难得地冷静了一下，表示不再搞政治运动了。可是没几天，吕公著居然病死了。站在权力的巅峰，引领着这些君子长年累月地内斗，就是高滔滔的全部工作。除了这些，还剩下什么呢?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随着旧党人员的大量返京，神宗改革的官员制度被冲击了。本身高滔滔是不在乎的，和儿子唱对台戏是她人生最大的快乐！只是官员变多了，收入变少了，开支都成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