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诸多研究对象中，《全唐文》的作者小传虽然是较早的一种，但其作为一份与文史密要相关的学术成果，却一直到了2019年才予以推出，其中酸甜苦辣之种种，是颇值忆念与回味的。所以，在约五十万字的《全唐文作者小传辨证》完稿后，我即又撰写了这篇属于“治学自述录”（具体参见黄山书社2012年版《王辉斌学记》甲编）范畴的小文，以对其略作回忆与总结。
一
在我四十多年（1977—2019年）的学术生涯中，对《全唐文》作者小传（为便于行文，以下简称“小传”）的考察，是我所经历时间最长的一次“面墙背芒”（袁桷序《困学纪闻》语）式的研撰，之所以说时间最长者，是因为其之由始而终，乃有整三十五年之久。三十五年，一万二千六百天，这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无疑是其最美好年华之所在，因为无能是谁，都是很难再有一个三十五年供其进行研撰的。所以，在与“小传”相伴而行的三十五年中，有许多与研撰相关之事之人，一直储存在我的脑海里，有时则因了忆念之故，而如电影般映现于我的眼前，以致心情如微风般轻抚着水面，久久不能平静。
事情还得从1984年说起。在此之前的1978—1982年，我曾对《全唐诗》通读一过，并写下了近四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因此之故，而引起了我欲通读《全唐文》的兴趣。于是，从 1984年3月始，我便开始了对《全唐文》的通读。在通读的过程中，最令我喜好的是五大类文章：一曰“记序文”，二曰“诏制文”，三曰“碑铭文”，四曰“书启文”，五曰“传状文”。从文学四分法的角度审视，在这五大类文章中，除“记序文”与“传状文”中的“传”为“文学性散文”外，其余则为“非文学性散文”（也有少许为“文学性散文”）。但尽管如此，二者各自的作用与功能，却是相当之明显的。如通过对“文学性散文”的通读，有助于对唐五代文学散文发展与繁盛之况的认识；而于“非文学性散文”的通读，则是了解与把握唐代典章制度、宫廷文化、士人生活等最有效的一种途迳。这两大类“散文”，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全唐文》中的“文”与“史”，且皆具内容丰富之显著特点。正因为我是如此认识《全唐文》的，故而我对上述五大类“散文”，乃读得相当细心，有时连断句标点也曾推敲再三。至于其它“散文”，虽然也曾通读一过，但其却并非我之精心以待者。而此，便成为了我对一部《全唐文》文本细读与泛读的分野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