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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当时，司马氏集体正以名教为兵器，殛毙曹魏集体中人。阮籍不满于司马氏之所为，但也无力作积极的抵制，只得与嵇康等人结为“竹林七贤”，放浪形骸，纵酒谈玄，发泄吃力闷，也借此逃逃难端。但阮籍究竟分歧于嵇康。嵇康与曹魏集体关系更深，兼之他“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无论立身行事与文章气势，都峻切激烈，往而不返，遂为司马氏所害。
阮籍
阮籍的立身为文，却较为含蓄。他好作青白眼，臧否人物，在不言之中，他以烂醉抵制司马氏的说合引诱，究竟非取死之道（注）。故其为诗，“虽志在刺讥，而文多稳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李善注）形成所谓“遥深”（《文心雕龙·明诗》）的气势。阮籍固然是以能全身远害，但他心里压制着的忧愤，终于使他在嵇康遇害的第二年含恨作古。阮籍长于五言，其代表作是《咏怀诗》。《晋书·阮籍传》说《咏怀》有八十余首，今存八十二首。这些诗固然不是作在一时一地，但它们的思惟情绪与艺术气势非常近似，故可看作抒情组诗。《夜中不克寐》即为个中的第一首。“夜中不克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盘桓将何见？忧思独悲伤。”
阮籍
全诗写作者在一个凄清夜晚的所见、所闻、所为、所感。夜已过半，诗人依然无寐，心中的忧思如焚，能够想见。他起而抚琴，贪图求得调处和发泄。然而明月入帷，清风撩襟，又把诗人拉回到严寒的实际之中。“盘桓”二字，正点出诗人万般无奈的心境。他舍琴而步入庭中，又“感孤鸿号于野外，朔鸟鸣于北林，飞者栖者，各哀其生。”（王尧循《古唐诗合解》）因而此时孤鸿的哀号，翔鸟的悲鸣，不光只唤起了作者的忧生之嗟，它们已是作者心中的饮泣。诗的末二句“盘桓将何见，忧思独悲伤”，个中一个“独”字，与“孤鸿”、“翔鸟”照应，又见出诗人与世相违的孤寂，它不独写出了诗人今夜的心境，也暗示出他将来昏暗的命运。
阮籍
全诗以明月、清风，孤鸿、翔鸟，画出一幅凄清的夜景，无寐、抚琴、盘桓、忧思，乃是诗人在这配景下的一系列行为。情况衬出人物的表情，表情又外化为人的行为。故情在景中，也在人物的运动之中。至于作者因何忧思，缘何悲伤，虽未经挑明，但以易代之际，高压之下，如斯情绪，诗人的政治倾向和怫郁隐忧，依然是领略的。所以，阮籍诗固然“反覆零乱，兴寄无故，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令读者莫求归趣”（沈德潜《古诗源》），但只要知人论世，亦未必弗成以情测。清人方东树《昭昧詹言》说这首诗是咏怀组诗的发端，“不外总言所以咏怀不克已于言之故”。《夜中不克寐》切实能够归纳组诗的总体气势。情以言出，又不尽在言语之中，所以如斯，时代使之然也。
阮籍
咏怀诗八十二首的一样气势如斯，但在具体示意上，又各具本身的个性。钟嵘《诗品》说阮籍诗“其源出于《小雅》”。清人陈祚明说他的诗“悲在衷心，乃成楚调”，“公诗自学《离骚》”（《采裁堂古诗选》）。王夫之《古诗评选》更说《咏怀》“远绍《国风》，近收支于《十九首》”，这些说法，无疑都是准确的。阮籍咏怀远承《风》《雅》、《离骚》，近取乐府、《古诗十九首》，在艺术示意上兼容并蓄，其多样统一，熔于一炉。它们或偏重《小雅》的深于比兴，或偏重《离骚》的富于象征，或成长了乐府，尤其是十九首的“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钟嵘《诗品》）的示意力。
“竹林七贤”
即以《夜中不克寐》论，它与《十九首》的《明月何皎皎》在构造、意境方面的神似是颇为显着的。《明月何皎皎》为闺中少妇望明月而思亲人，通宵无眠，揽衣盘桓，曲尽其妙地描绘了无可调处的闺愁。只是这种以特定情况中人物的特定行为揭示主人公心里的深奥疼痛与含蓄隐忍，在阮籍的《夜中不克寐》中更有所成长。所以然者，大约与阮籍所要示意的政治情绪以及所处政治情况的..，较之只是一样地示意闺愁更为艰难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