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孔子作为殷商后裔,为什么尊崇周礼?因为周代礼乐开创了这种观念

2019-09-08 05:40:09 暂无 阅读:908 评论:0

众所周知,孔子曾对周代的文化有高度的赞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的这段经典论说,一方面强调了三代之间的文化一连性;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周代的文化是基于前两代的奠定之上,才得以成长成为加倍优胜的文化传统。这一论断被古代中国普遍接管。尽量到了现在,因为挖掘的地下资料越来越多,加倍能够证实殷周两代之间文化的“损益”。

尽管出土物显露,周人在成长与崛起的阶段,就已经对殷商的文化有着吸纳与进修;可却并不如后世发生的思惟争执性更强的文本所展示的那样,周人成长出了优胜于殷商的文化,经由文王“受命”和武王“革命”推翻了掉队的殷商。汗青记载显露,殷人即使在失去了政权今后,它的文化仍成长到一个远远高于周人的水准,殷人甚至在被周人征服今后,仍然藐视他们的征服者,认为他们粗野、没有文化。(《尚书·大诰》)

那么得以引得孔子赞叹的周文化,至少也是完全征服殷人今后,才逐渐成长起来的“新文化”了。说到这里,便不克不提起儒家经典中常显现的周公“制礼作乐”,我们能够只追溯一下殷周之间“礼乐文化”的损益,看看为什么孔子会赞叹周代“郁郁乎文哉”。

孔子作为殷商后裔,为什么尊崇周礼?因为周代礼乐开创了这种观念

近代学者王国维师长在《释礼》中说:“《说文》示部云:‘禮(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若豊,推之而奉神人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大略是说,礼字最早指以器皿盛两串玉献祭神灵,后来也兼指以酒献祭神灵,又以礼指一切祭奠神灵的事。此说已成为后来大部门对礼进行研究的学者所采信的概念,我们能够认为,“礼”在上古时代最早就是祭奠神灵的运动。

《礼记·表记》也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尔后礼。”在这里,所谓的“礼”当然已融汇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礼”的熟悉了,殷人的“尊神”无疑就是作为祭奠神天真动的“礼”。现代学者晁福林师长认为:“在殷人的神灵世界里占有主导的最主要地位的是祖先神,而不是帝;帝不是全能之神,也不是最高主宰;天然神、天神和祖先神各有特点、互不辖制,呈鼎足之势之势……”(《论殷代神权》)

他还指出:“在殷人看来,祖先神等和他们的关系直接而亲切,帝和他们的关系则间接而遥远。”不外,在殷代中期今后,“帝”有着一个主要的转变。和以前比拟,显现了帝从天上降临人世的趋势。“帝”的下移是其人格化增强和神力扩大的究竟,这和殷末王权增强的趋势是一致的。然而值得注重的是,就算在殷代后期,帝和商王之间仍有一条鸿沟。殷人认为商王是其先祖之子,并非帝之子。“皇帝”一类的观点,在此时还没有发生。

孔子作为殷商后裔,为什么尊崇周礼?因为周代礼乐开创了这种观念

令人惊讶的是,周人尽管孔殷认同了商人的政治和..轨制,可周人居高临下的神被称为“天”而不是“帝”或祖先神。这位神祗“天”,由看起来有着一个大脑袋的人形图案来代表,与商代的神灵也许有纷歧样的发源。这位居高临下的神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并不属于任何的王室血缘,也就是《诗经·大雅·文王》说的“定数靡常”。

在对于“定数永恒”猜忌的根蒂上,周公将王朝的更迭,归结于统治者小我的人事起劲,警告统治者要注重修德,不然定数就会有转移的危险。也基于此,周人构建了天与民的关联,也就是《尚书·泰誓》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这一常识配景下,周人所从新竖立的礼乐传统,除却事神的典礼以外,还有人与人之间运动必需遵守的仪节,《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先君周公制礼乐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我们能够将之懂得为:“礼”是判断“德”的尺度,合乎“礼”的才是“德”。但“德”是行为的原动力,是以开出一系列的“人事”运动,从“事”到“功”,最后归宿于“食民”,也就是使世界的“民”都能过一种“不饥不寒”的生活。总而言之,“周礼”是以“德”为焦点而建构的整体人世秩序,在这里,“礼”已经远远超出了“事神致福”的局限,它与普天之下的“民”都互相关注。

孔子作为殷商后裔,为什么尊崇周礼?因为周代礼乐开创了这种观念

我们甚至能够说,在这一套新的“礼乐文化”中,天与人的关系是最为精粹的创见,它甚至深深影响了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思惟世界。

不外值得辩白的是,尽管这一意识或许在殷周之际便已经醒悟,可是它事实成长到了何种水平,又是在以何种形式呈现于汗青中,照样存在着很多问题,受限于篇幅,也没法持续再多做睁开,只是要以最后一段视察引向本文的终点:“在孔子时代的独一成长是‘定数’不再受限于人王所有。每一小我都受到‘定数’的约束,‘定数’要人有道德,人也有责任达到‘定数’的要求。”(刘殿爵《论语》英译本《导论》 )

在西周时,“礼乐文化”尽管有着它的优胜性,却依旧是把握在少数人中;且这少数人并没有很好地接管“礼乐文化”设计之初提出的警告,周人也同殷人一般靡烂并衰亡了。直到春秋晚期,由“礼乐文化”所缔造的思惟情况与“礼崩乐坏”的时局却让很多身在民间,但把握常识文化的阶级崛起并影响着后来的中国文化。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西周时期,为何人类的汗青偏离了“天的规范”逐渐走向“礼崩乐坏”,而规范性的秩序又该若何恢复呢?

作者师砚之,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专业,主攻早期中国史与中国思惟史,对汗青文化抱有温情与敬意。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