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黄巾起义失败后,北方的宁靖道衰落,而张鲁向导的天师道(俗称五斗米道)据巴蜀、汉中一隅,获得了极大的成长。当魏晋时期华夏丧乱,宁靖道和天师道随流民传入江南,势力渐强。尤其是天师道,到东晋时期已不再限于民间流传,好多高门望族(如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都起头信仰天师道。
此后天师道盘据为多个流派,但都留意摄生之术,信仰神仙思惟,经东晋葛洪、南朝陶弘景等的理论总结和施展,道教的神仙系统和摄生修炼理论逐渐完美。北方的十六国北朝时期,道教与释教的矛盾一向存在,北魏太武帝时寇谦之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以封建理法轨制为准则对天师道进行了改造,一度成为北魏的官方..。但因为北朝历代统治者对释教的鼎力推崇,北方道教并未获得持久的兴盛,北魏消亡后,天师道在北方也衰落了。
跟着考古材料的增多和对道教懂得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与早期道教有关的遗存获得甄别和确认,大略包罗镇墓文、石刻文字、造像、道教法器等几类。与道教有关的镇墓文首要风行于东汉中晚期至南北朝时期,如东汉华夏区域和魏晋河西区域的镇墓瓶,或南朝墓葬中的青石上常见的解注类文字;石刻文字首要是墓碑、墓志、摩崖、造像记、题铭等含有道教内容的文字资料;道教造像首要是题记中被称作"皇老君"、"天尊"、"老君"的老子形象,这类形象往往在释教造像较为蓬勃的区域和时代较多见,表明道教造像的显现与释教关系亲切;道教法器首要是法印、符箓、镜、剑、尺等道教典礼中的器具。
镇墓文是一类较为多见的与早期道教有关的考古材料,因曾出土了自名"解注瓶"的遗物,故镇墓文也称"解注文",即攘除注病之意。
汉代人认为注病是种在生者与死者之间流传的疫病,"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释名·释疫病》),出于对疫病的惧怕,人死之后,需进行"解注"以阻断疫病的流传。因为其时医学对疫病的熟悉有限,故"解注"应首要以巫、医、道相连系的体式进行。
在早期道教文献中常有关于解注体式的记载,如以假人进行的解注,"用银薄人随家口几多,一人一形,无银用锡,钱九十九文,奏章投水中。纸一百张,笔一管,墨一丸,书刀ー口,米五斗,香二两,镇缯十二尺"。考古发现中常见的铅(锡)人、文字纸张等或许与这种解注典礼有关。在汉晋墓葬中常发现云母片、铅人等物,云母与铅是道家炼丹药的常用之物,山东东阿的曹魏陈思王曹植墓木棺部位发现了大量剪成星星外形的云母片,前述六朝买地券大多以铅板做成,河西魏晋墓葬中的解注瓶内常发现剪成人形的铅片,解注文里也常有铅人的内容,如"斗瓶五谷铅人"、"以自代铅人"、"谨以铅人、金玉为死人解适、为生人除罪过"。
考古发现的镇墓文内容一样包罗:"一是编年月日。二是天帝使者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为死者解适,为生人除殃。三是说死生异路,死人魂归泰山,接管冥间仕宦的牵制。四是说利生人或后世子孙之类的吉利话。"镇墓文中常见的"天帝使者"、"天帝神师"等与道教关系亲切,或者指天帝派往人世的修道之人,也是解注典礼的主持者。早期各派道教的创始人都源于这些"神师"或"使者"。
如：《后汉书・皇甫嵩传》云:"初,巨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云:"宁靖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注,教病人叩头思过公民信向之。"
道教法器中最主要的遗物是印章,大部门属东汉至魏晋时期,包罗天神印、道士自用印、道士作法印等。天神印的印文一样是"黄神之印"、"天帝之印"、"高皇天主之印"、"黄神越章"等;道士自用印首要是"天帝神师"、"天帝使者"、"黄神使者印章"等,此类称谓也常见于镇墓文;道士作法印首要有"天帝杀鬼之印等。印本是实际社会中权力、身份的标记,用于巫道典礼或许是为了强化其权势性和有效性。
有关道教的造像不如释教那么雄厚,首要原因在于道教素来主张"道无形象",强调老子之"道"大化无形,"道至尊,微而隐,无模样形象也",是以早期道教并没有如释教那样完整的造像系统和传统,公认的道教尊像(如老子、原始天尊)是南北朝时期在释教造像的刺激下显现;其次是道教往往与民间崇奉和神话传说连系在起,在分歧时代有分歧的涵义和示意,很难有一个自成系统的造像传统。
巫鸿师长试图从地区考古的角度重构汉末五斗米道的美术传统,对发现于四川和陕南区域的画像崖墓、画像石棺、钱树子、铜镜等考古材料上的道教图像进行了甄别,认为崖墓和石棺上的正面危坐神像或者代表了五斗米道的神袛,而些特别图案(如墓门上的"胜"和龙虎形象)和特别器物(如铜印、题记、神仙镜段神仙镜"上的华盖图像示意早期道教等)或者标记着死者为五斗米道信徒对老子的非偶像崇敬,而"建木"形象反映了五斗米道对传统神话的革新等。
较为明确的道教造像显现于南北朝初期,或许与其时一些道教徒对天师道的改造及对统治者的奉承有关。
《隋书・经籍志》胪陈了南朝陶弘景、北魏寇谦之迎合上意,弘扬道法的故事及道教的变迁情形,各代首都皆有大规模的道教坛宇及造像。
寇谦之于始光元年(424年)入平城献道书于太武帝,随后"道业大行"于平城,显现了天尊等道教造像。稍晚在南方区域也显现了道教造像,南方道教的盛行与道士陆修静的鞭策关系亲切。陆修静于刘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自庐山赴建康,"大敞秘诀,深弘典奥,朝野注重,道俗归心。道教之兴,于斯为盛也"。
明帝时在建康设立了专门的道堂一一崇虚馆,"泰始七年(471年)四月戌申夜,京邑崇虚馆堂前有黄气,状如宝盖,高十许丈,渐有五色,道士陆修静以闻"。
建康崇虚馆里或者已供奉着道教造像,《广弘明集》论述了陆修静等道士仿释教制立道像的情形,"考梁陈齐魏之前,唯以瓠庐盛经,本无天尊形像。《陶隐居内传》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礼。佛堂有像,道堂无像。王淳《三教论》云,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立形像。假号天尊及摆布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宋陆修静亦为此形"。
考古发现的道教造像实物的确始于南北朝早期,并且带有显着的仿佛像迹象。南方区域发现的道像以成都西安路窖藏最早,共发现9尊石造像,其一是道像,此外8尊为佛像。道教造像为红砂岩圆雕,高60厘米,主像坐于长方形台座上,头戴莲花冠,后有背光,身着褒衣博带式袍服,前有兽足凭几,手持塵尾,台座前有博山炉,摆布立有侍者和供养人。此像除背光外,其他特征皆与同出的佛像分歧,应是一尊南朝的道教造像。
北朝局限内的编年道教造像较多,个中藏于陕西耀县药王山博物馆的一批造像碑十分惹人饮茶注目,年月上起北魏,下迄隋代。最早的是太和二十年(496年)姚伯多造像碑,其次是景明元年(500年)杨向绍造像碑、景明元年杨楞黑造像碑、延昌三年(514年)张乱国造像碑、神龟三年(520年)锜石珍造像碑、正光二年(521年)锜麻仁造像碑等,尚有一些编年缺失的造像碑。
这批造像碑的主龛根基以一天尊、二胁侍为造像组合。姚伯多碑高138厘米、宽72厘米、厚31厘米,两面凿龛造像,正中龛像为主尊"皇老君文",头戴道冠,结跏趺坐,摆布各一胁侍;碑阴上下二龛各凿一像,雷同主尊,摆布两侧凿供养人像,为姚氏兄弟妻辈像。碑的四面满布发愿文,共1000余字,详叙了北地郡姚氏家眷与道教的深挚渊源及道教在本地的成长近况。
在耀县博物馆收藏的另一通佛道夹杂碑一一魏文朗碑一一年月比姚伯多碑更早,编年于始光元年，高124厘米,正反两面刻大型龛像,两側为小型意像,四面下方为发愿文和供养人像。碑阳龛中所凿两尊主像,尺寸、手印和姿势沟通,仅衣装分歧,右侧身着僧衹支和法衣,有肉髻者当为释迦像,左侧着褒衣博带式服装,有胡须,手持塵尾类物,或者是老君像。碑阴发愿文表明魏文朗家眷既有释教徒,也有道教徒,反映了其时佛道融合的社会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