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形成反差的是唐朝时期镇守南京的武官，他们先后是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扬州大都督、浙西道节度使这样的实力派硬角色，他们的官位远远高过当地文官的品阶。可见，唐朝在建制和名称上竭力贬低南京的同时，在军事上则表现为高度的重视和压制，始终以军事高压来确保南京无法翻“龙身”。
建制上贬低成县级，军事上则空前打压，当年那个“席卷天下英豪来”的金陵，已沦为“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的落寞与平淡。繁华落尽被替代
六朝时期南京地区的人口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之最。就城市人口来讲，孙吴末年的金陵城人口有20万，到了南朝时期随着北方人的南迁，金陵城人口最多时超过50万，有“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饶”。
但在隋唐时期随着战乱和迁徙，以及城市地位的一降再降，金陵城的人口大规模减少，一度减少到仅有数万。
在经济方面，随着豪强富室远迁长安，原本繁荣的手工业、商业出现严重衰退。原先商市林立、百货辐辏的繁荣场面不复存在，商人和手工业者纷纷远走，只剩下在宫城废墟上耕田的农民。
与此同时，一座城衰，就有一座城兴。在南京被强制性去政经化的同时，隋唐先后选择将广陵（今扬州市）扶持为江南地区新的中心。
于是，随着南京从都城变为无人问津的荒凉县城，原本的县城广陵则在大规模的建城运动中快速崛起。
尤其是隋炀帝三下扬州以及大运河的开通，大大促进了广陵的发展和知名度的提升，使之在隋唐时期变为全国性的大都会，甚至在隋朝一度享有陪都的政治地位，成为江南地区当仁不让的行政首府。
300年间，在广陵“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繁盛景象的映衬下，“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的南京愈加显得孤寂和冷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