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袁隆平在湖南隆回县的百亩超级稻试验田创下亩产926公斤的纪录，被称“中国超级杂交稻种植获得重大突破”。实际上，近两年来有关全国各地水稻产量突破900公斤大关甚至1000公斤的新闻都屡见不鲜。比如，云南省农业厅就称，该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农科所水稻站站长李开斌育成的常规稻种“楚粳28号”，2011年百亩片平均亩产达977.07公斤，且该品种百亩平均亩产已连续3年突破950公斤。袁隆平就此事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称，这主要是因为“那个地方生态环境特别好”。
作为袁隆平926公斤纪录的验收专家组组长，程式华指出，湖南隆回山区的地理环境也特别适宜水稻生长，再加上配套的先进田间管理技术，因此，这个产量的纪录也只是个案。“当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也这么问我，说这个900公斤能够大面积推广吗?我对着镜头就说不能。它能否在当地复制成功，今后也还要再看。”但是，程式华说，亩产突破900公斤，本身就具有标杆意义，说明杂交水稻的产量目前还远远未达到极限。
颜龙安也认为，杂交水稻还远未达到它的产量极限。现在的杂交水稻，还只是釉稻或粳稻内部的杂交，这种品种内杂交的亩产达到七八百公斤差不多就止步了。如果能够实现釉稻与粳稻之间的杂交，即两个亚种间的杂交，那么亩产1000公斤是大有希望的。这也是眼下水稻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水稻科研的另一大方向就是分子育种，形象地说，如果杂交水稻技术还处于“模拟”水平，那么分子育种就相当于“数字化”的。这是因为本质上，杂交水稻的目的就是改良水稻基因，过去人们只能用杂交、选育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如果将分子手段用于水稻品种的改造，将会更加精确、简便。不过，朱英国与程式华都认为，即使有了分子手段，传统的杂交育种也不能被淘汰，因为生物的表现型是同时受到基因与环境控制的，育种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自然条件，也需要大量丰富的实践知识。
高粱是生物学产量最高的作物，这是因为它的光合作用效率高，被称为“碳4作物”，同属此类的还有玉米、甘蔗等，而水稻、小麦则属于“碳3作物”。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水稻的产量，就需要把水稻转为“碳4作物”，而这，最终还需要转基因技术的登场。
然而中国的现实是，转基因水稻的发展不仅不可能复制当年杂交水稻研发时举国动员、大千快上、人海战术的“盛况”，而且还面临着有关其安全性和商业化的多方质疑。自2009年中国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以来，专业人士及民间组织对转基因水稻的激烈争辩就从未停止。从杂交到转基因，水稻科技的发展在面临巨大技术变迁的同时，也映射出社会环境的惊人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