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天后，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9天后，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此后的31年统筹统销成为了国内粮食流通的方式，两年后，全国城镇统一实行粮食及粮食制品定量供应的办法，粮票、副食本便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收藏家马未都曾在旧文中感慨，“今天买东西只需要带钱，严格说只需要有钱，带不带在身上两可。过去可不是这样，出门买东西钱只是基本条件，看你买什么还需要其他票证。”当时虽然到粮店买面出示粮票理所应当，但到了饭馆，主食一律都需要粮票换购，然而，“那时进餐馆吃饭不点主食几乎不可能，光吃菜吃多少也吃不饱，最后不吃上一碗饭或两个馒头，这顿饭实在不完美。”
根据《市镇粮食定量供应的暂行办法》，居民的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包括轻重体力劳动者、机关、职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大中学生等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整理出的1955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口粮供应标准，轻体力劳动者每月粮食不低于29市斤，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司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每月领到粮食的最低标准为27市斤。在已经是21世纪的今天，因为副食品的丰盛，多数一家三口每月消耗的粮食还不足从前单人每月最低标准，但在当时，对于仅靠粮食充饥的人们来说，每月的定额粮食捉襟见肘。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票证旧事》中提到，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对几十年前的街道票证员王姨仍然心存感激，只是因为王姨的偷偷照顾，让梁晓声一家在那些年里吃到了比其他城市居民更多的豆腐。
对于粮食、副食的窘迫，和对于粮票的视如珍宝，直到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后，才开始出现转折，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购，百姓终于可以用钱买到粮食，而粮票不再是获取粮食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