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美尔看来，人类在他们自己居住和创造的社会中不一定会过得很舒适。他论述了文化的悲剧：人类的活动最初是主观的，充满个体赋予它们的意向和意义。但在赋予这些活动公共意义之后，主观性活动变成了固化的客体。人类行为的结果、从农业到经济、艺术等各种文化有着自己的动力和逻辑。人类行为的成果开始对抗和约束人类。他在《陌生人》一文中说，在激情的第一阶段，对情人来说，情欲关系是独特的、主观的。“一种以前没有过的爱情。”慢慢地、不可避免地，关系越来越例行公事、乏味。二者开始疏远，不再显得那么独一无二。双方都意识到，其他别的个体也能让他们感受到同样的意义。独一无二的、命定的、充满激情的关系只是一种偶然。在现实中，所有人都担心自己是可以被替代的，不论是在合同关系中，还是在亲密关系中。在齐美尔看来，我们作为社会存在，有其角色，我们给这些关系注入了意义和主观性，但最终我们都是碎片，是一个受到文化的限度约束的角色。
齐美尔想找出一个机制，来解释客观文化的必然性，他认为这个机制的基础是货币这一媒介。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发展构成了现代性体验的历史起源。在审美层次上，货币也是现代性的象征。它的压倒一切的分化威力把所有的东西，包括人本身都化约成为碎片。通过货币这一媒介，市场推动了社会分工，从而提高了文化的复杂性。
有人说，齐美尔《货币哲学》中的一些段落读起来就像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经济学讨论翻译成心理学的语言。比如：“货币是不带任何色彩的，是中立的，所以货币便以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自居，成了最严厉的调解者。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毫无挽回的余地。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