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改革开放40年对中国电影最大的影响，首先是解放了电影的创造力和创作空间，让中国电影有更好的题材选择、更深的人性挖掘、更自由的主题表达。
第二大改变是经济繁荣，使中国电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力量的支撑，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拥有世界上最活跃的电影产业。
第三大影响是，改革开放让中国电影与世界同步，与世界接轨，让中国电影走向世界，也让世界电影走进中国。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三点都是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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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您怎么理解它所承担的特殊使命和任务？
刘恒：人才多，市场大，离各种核心资源近，创新的潜力不可限量。但是，文化产品不是以规模取胜，而是以每一部具体作品的质量取胜或落败的。有的时候规模越大，失败越惨。所以，创造信息活跃流动的宽松环境是最要紧的事情。在这个前提下，无数艺术个体的充分竞争会实现——至少是接近百花齐放的美好局面。
任鸣：北京是文化人才和精英的聚集之地，北京作为文化中心，不在于拥有多少剧场，而是聚集了多少人才。北京最应引领文化的方向，应率先垂范。像《茶馆》《雷雨》这样的戏出在北京，是因为老舍、曹禺、焦菊隐、于是之等人聚集在北京。而今天，文学、艺术各领域的精英也都聚集在北京，但由于创作时间太近没法去衡量，但是北京要有方向和路线，假以时日，定会出现重量级作品。
北京要张扬的是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艺术，而不是走洋路成功。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很重要，不能沿用西方的艺术体系，很多年来电影就有这样的倾向。当然，话剧参加国际戏剧节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有自己的评价体系，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创造。
范迪安:北京聚集着全国优秀的美术资源，这份资源包括历史上优秀的美术作品遗存，在今天人们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美术馆、美术院校、创作机构和艺术区，更有具备代表性水平的各个领域的美术家，堪称名家荟萃，阵营强大。北京美术的发展要以进入新时代为契机谋篇布局，通过协会工作广泛团结美术家，形成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合力贡献的共识。要进一步发掘和研究20世纪以来北京美术的深厚传统，加强对名家大师和经典作品的展示推广。我在中国美术馆工作过，深知人民群众最喜欢观看名作和品读经典，这也是提高社会美育水平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