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们的一天从中午开始，直至深夜。登峰村南面的那条宝汉直街有着热闹的夜生活。
5 年前，当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抵达时，这条街还有夜市。临近的人行天桥上，潮汕来的街头摄影师专门为人们拍摄“游客照”，取景地不是广州地标“小蛮腰”，而是小北的高架桥和写字楼，商人们可以寄回老家告诉亲戚，这里是广州，他们就在这片区域生活。
从小北的地道开始，夜市一路蔓延，新疆人的烧烤摊热火朝天，湖北湖南人的“走鬼”摊位上，衬衫 15 元一件。
麦高登觉得那时的广州和 19 世纪末的纽约有些相似，来自各国的冒险者都聚集在此“揾生活”，找寻自己的位置。
“这些商人们带来了全球化，尽管这种‘全球化’和人们熟悉的 iPhone 或是大众汽车的全球生产相去甚远”，麦高登称，不同于那些有着雄厚财力和大量员工的跨国公司，这是一种“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只需要少量资金，甚至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低端全球化”的核心是一群“倒爷”，他们来自中东、非洲、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把这座世界工厂里的一切廉价商品运回本国。“非洲倒爷”成了麦高登的观察对象，他用了一年时间辗转广州各处，采访了数百位非洲商人，想弄清楚他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生活。
这延续了之前麦高登在香港重庆大厦的研究。2011 年出版的《重庆大厦》关注这里的南亚人和非洲人，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世界中心的贫民窟”。建于 60 年代的重庆大厦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有着诡谲的色彩，混合了廉价宾馆、货币兑换店、餐厅、店铺，虽然地处尖沙咀，店铺租金却常年保持低位。一位香港警察曾告诉麦高登，这里的犯罪率并不比香港其他地区高，但它仍给人“贫民窟”的印象。许多南亚人和非洲商人很少走出这栋大楼，甚至很少走出格子铺，单凭关系维持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