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作为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的学者，请您理会一下弑母案中12岁男童的心理状况？
李玫瑾：未成年人犯罪涉及刑事责任能力，这与人的生理、心理有关。刑法对刑事责任岁数做出划定，原因在于考虑人的心理成熟度。
心理成熟度比精神状况更为复杂。如弑母案中孩子说道：“我砍的是我妈。”这个孩子的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熟悉能力，而在于他的熟悉没有达到成熟水平。
犯罪心理研究发现，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的早年没养好。人是社会动物，人道起点是抚育过程中形成的感情关系，感情是判断人有没有人道的主要标记。弒母案的孩子其心理问题就在他的依恋感情不连贯，他依恋的是爷爷奶奶，而不是母亲。
从未成年人犯罪能够看出，少年司法的问题不是简洁的矫治或惩罚问题，而应在珍爱、养育等范畴加大立法力度。在《未成年人珍爱法》点窜之时我曾建议，在“家庭珍爱”中写上“怙恃在孩子幼小时没有特别来由要亲自养育孩子”。国度能够经由各类体式保障怙恃亲自养育和家庭的完整。
国外犯罪心理研究提出，当未成年人显现行为问题时，最合理的办法是将孩子放归家庭，对家庭怙恃进行干涉。社会干涉不克替代家庭，而是介入家庭，增加一种教育的力量和指导。
今朝，对实施了严重风险行为、岁数又在14周岁以下的孩子，我们的刑事政策几乎空白。有的将他们送入收容教化所。然则，收容教化所和工读学校的区别在于，收容教化的治理者是民警，他们只有治理能力，缺乏教育能力；而工读学校80％的治理者是先生，有前提的工读学校还会让未成年人在周末回家，不割断孩子的亲情关系，这也是少年栖流所缺乏的项目。
我不赞许降低刑事责任岁数。当孩子显现犯罪过为时应该启动的是少年司法，而不是刑事措置。我最想呼吁的是，法学界要存眷少年刑事司法的细节，有刑就应该有罚，对少年也要有惩罚项目；但这个项目“罚”不是重点，重点是若何强制治疗和强制教育，落在治疗和教育上，前提是“强制”。
对已经显现风险行为的未成年人不克没有强制体式；不然，无法实现教育与矫治，并且对社会平安也是不负责任的。强制不克以罚为把持，而应赐与这类未成年人生活根蒂的照看与能力付与。这才彰显社会人文、人道以及平正。
我国少年司法能够向国外进修，增加警告令、养育令、抓逃学令、宵禁令、办事令等。一旦孩子显现风险行为，就有相关的机构启动配景查询、制订珍爱规划、或予以警告等专门用于珍爱或惩罚的法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