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产业政策和产品竞争力引起了欧美国家的反感和不安，此后由于国力衰退和“追赶、超越”欧美的国家目标逐渐淡化等多种原因，..不再制定产业政策。当前中国的“新经济”和80年代的..经济存在异同。相同点在于，中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制造2025”引起美国不安和警惕。但不同点在于，中国国力没有衰退、也尚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目标，仍会继续实施产业政策。发达国家为了保卫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和游戏规则可能会采取应对行动，结局可能是现行自由贸易体制的终结。目前，我们已经在高科技产业看到了这一变化，美国对中兴的制裁可能将逆转“IT自由贸易”趋势。中国应该对接下来世界秩序的变化做出准备。
本文为..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津上俊哉在2018年6月9日CF40-NRI第八届“中日金融圆桌内部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
日美贸易摩擦教训及..产业政策变迁
BY 津上俊哉
我是1980年进入当时的通商产业省，我们这一代可能是亲自经历过日美贸易摩擦、参与过产业政策的最后一代人。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当时的经验。
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教训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和现在完全不同。当时..从钢铁到家电、汽车、半导体等一系列产品都紧追欧美同行，这引起欧美国家的不安和反感，甚至曾经提出“..异质论”。同时，..当时采取的“产业政策”也引起了欧美国家的反感。当时..贸易政策的首要工作就是对贸易摩擦比较突出的汽车等产品实施自愿性的出口限制（VER）。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再制定产业政策，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陷入所谓的“失去的20年”期，国力开始衰退，因此被欧美特别是美国取笑说从警戒雷达上已经看不到..了；其次，从宏观经济来看，战后..政府和国民的共识是集中精力追赶、超越欧美，当时除了美国之外，大家认为..已经赶上并超越了欧洲国家。因而此后，作为国家目标的“追赶、超越”的想法逐渐开始淡化；再次，产业政策的内容也有所变化，即从目标性产业政策（targeting policy）改变为经合组织（OECD）提倡的“积极性产业调整政策（PAP）”。这样，我们就不再实施所谓目标性产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