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宏观指出，工业革命后，银行系统建立了完整的货币循环，它主导了实物循环，而货币循环的起点为央行的基础货币，它是债务性发行，需要还本付息，是外生的，给经济系统带来了基础性债务；在货币循环的中间阶段，由于储蓄的存在，使宏观货币流中债务发生累积，即商业银行通过乘数效应创造了衍生债务，基础债务与衍生债务的加总，尽管推动了经济的繁荣，但也使借贷者不堪重负，不得不减产，期望能提高价格改善经营。但是，上游的减产势必推高下游的成本，迫使其也减产，结果是全部行业减产，这又必然导致就业收入减少，进而减少消费需求，于是不得不进行第二轮减产保价，滞胀形成。
中国供给侧改革就是基于减产保价的这一微观假设，在钢铁、煤炭、水泥减产初期，这些行业价格暴涨，利润激增，效益显著，但是，下游的家电、汽车、电力、房地产却忍受挤压，投资减少，需求下降，经济增长不具可持续性。于是统计局、能源局的2017与2018年数据打架“闹剧”出现。在去杠杆的紧缩货币政策压力之下，投资、消费、股市、楼市、债市一片哀嚎，央行与财政部“相互指责”，莫衷一是。
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找到债务长周期的根源，陷入了紧缩触发债务危机，宽松继续鼓吹房价泡沫，进而加剧滞胀的两难境地。
新宏观的解决方案为储备需求，它从消除央行的基础债务与商行的衍生债务入手，不再购美元美债，而是将外汇占款改为储备公共品占款，由央行支付高铁、高速通行费，带动社保基金购买铁路、高速资产，从而化解中铁总公司的5万亿债务，赶走了灰犀牛与明斯基，砸掉货币债务给生产力带来的枷锁，也消除了人民币对美元的依赖，增加了本国国民的..，同时避免了贸易战，实现平衡贸易。
2018年7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财经》杂志上发表《如何应对这场不可避免的贸易战？》，他总结道：中美之间关系将会反反复复，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中国应该缩短战线，集中精力实施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方案、切实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转到自主创新和国内需求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