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纪强（George Keyworth）则围绕..松尾社一切经和敦煌发现的八世纪至十三世纪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的写本，通过研究其注音符号，探索《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背后的制作者和使用者。
韩国金刚大学的金知姸研究了《释摩诃衍论》写本和印刷本在东亚的分布、保存和传播。通过广泛调查和细致比勘，她厘清了各版本《释摩诃衍论》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释摩诃衍论》在传播过程中的继承与再塑。
东亚之外的南亚、中亚，同样存在写本的交流网络。来自德国汉堡大学的张思睿以德国下萨克森州立大学图书馆藏梵文写本Göttingen Cod. Ms. Sanscr. 259为线索，探索了梵文..写本从印度、尼泊尔经过..至德国的流传。借助这份写本，她更准确地解读了Kambala的Navaślokī。她还细致考证了作者的年代、身份，并将这份文本与其藏文翻译、汉文翻译进行对比，提出了相应的翻译意见。
美国西来大学的龙达瑞则报告了波兰加格罗林（Jagiellonian）大学图书馆藏..文献的来源及其基本情况。藏品中除了万历版《甘珠尔》残片，还有大量汉文..文献，包括《永乐北藏》。
美国哈佛大学的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探讨了萨迦·班智达《量理宝藏论》的韵文和自注的传播。他指出，过去的研究认为韵文和自注之间并无区别，未能考虑萨迦·班智达重审文本并修改的可能性。梳理其文献流传、澄清相关误解，是对这部作品研究的基础。
会议现场
写本的物质性
写本的物质性（Materiality）是近年来写本研究领域颇为流行的话题，其与写本的制作、保存紧密相连。来自德国汉堡大学的Agnieszka Helman-Wazny通过检测敦煌、吐鲁番、..、中亚地区写本纸张的原材料、网格、层数、厚度、纤维分布，尝试重建纸张在中国和中亚地区的传播与变化，并展现纸和写本历史多样、复杂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