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大学的高奕睿（Imre Galambos）则展示了敦煌和黑水城文献中的连字符样式的符号。他指出，这种符号相对少见，一般用于指示文本连接，或是注明文本发音。而这一符号的运用，体现了九世纪下半叶至十世纪的敦煌和一两个世纪后的黑水城之间的延续性。
同样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冯婧则关注敦煌写本的视觉布局。她以界栏和字体替换书写为例，探索其在早期中国的源头和在印本时代的延续，尝试揭示早期写本和中古写本、中古写本和印刷书之间的延续性，并讨论了写本物质形态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金石与纸本
石刻史料作为..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之一，能为..史的描述提供更多细节与复杂面相。北京大学的韦正通过分析炳灵寺169窟第6龛塑像和壁画的布局，综合考察其年代，认为第6龛塑像的年代稍晚，当与云冈石窟早中期接近。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无量寿经》的译本和流行时间，以及《华严经》的译本年代，指出南方..通过丝绸之路河南道直达西秦无碍，是第6龛西方三圣塑像出现于169窟的历史背景。
北京大学的陆扬则通过分析中古石刻和写本的新证据，和对旧证据的新解读，阐述中古中国..解经传统的形成。其使用的写本资料包括敦煌S.529《诸山圣迹志》、S.397《往五台山行记》、陕西耀州区神德寺塔写卷《西天西天大小乘经律论并在唐都数目录》，石刻资料则有《大唐弘福寺故上座首律师高德颂碑》、唐青龙寺不空译《佛顶尊胜陀罗尼》、法门寺地宫智慧轮盝顶金函銘文等，丰富地展现了中古..传统、思想、实践的复杂性以及与其他社会方面的关系多个面相。
来自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金华，就东亚..多媒质资料与跨学科研究，分享了他方法论方面的思考。他指出，过去的研究重视文本内容，缺乏对文本的物质形式以及..知识传播媒介演变的关注。实际上，传播媒介与..知识的存储、检索和传播息息相关，对于理解人类..思想与实践，以及整个人类文明史，有时后者甚至比前者来得更为紧要。他认为在讨论..书籍在整个东亚的流通网络及其形成与转化的复杂过程时，应当注意这一历史过程背后巨大的商业化的动力，以及潜藏于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实践者对中国的“边地情结”（Borderland Complex）。这种心理与商业冲动培育了写本与刊本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内复向多元的流通与贸易，形成了所谓的“写本市场”与相对于丝绸之路（Silk Road）的“书籍之路”（Book Road）。学者们要探讨“书籍之路”的发展在东亚..思想和实践的演变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