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现场
文本研究
而细致入微的文本研究，也为..史研究带来了不同面向的透视。来自清华大学的圣凯对比了《大乘义章》和敦煌写本《菩萨藏众经要》的组织结构与思想框架，认为两者皆体现了北朝..综合性、整体性、完整性的系统意识。但在编撰意图与义学成就上，《大乘义章》更能体现北朝佛学的义学水平。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陈瑞峰则介绍了他对敦煌写本《优婆塞戒经》的研究。他对这部经典在敦煌文献中的现存面貌进行调查，并做了缀合、辑录题记的工作。他发现当时抄写这些写卷的主要目的是为亡父祈福和值遇弥勒，与经文本身主题内容有较大差异，这为研究敦煌写经抄写目的和佛经内容传播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启发。
来自法国远东学院的牟和谛（Costantino Moretti）则围绕法藏敦煌文书P.2824三界九地之图，重点关注了该图下方靠近地狱图像处顺序混乱的十三行文本。他通过细致剖析，成功复原其抄写过程，展现了抄写者是如何将一份连贯清楚的文本转变成一份错误百出的文本，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抄写者生产文本的过程。
德国波鸿大学的Henrik H. Sørensen则集中探讨了十世纪..经典在敦煌的供养生产。他发现十世纪敦煌私家生产捐献给当地佛寺的..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伪经。而且，似乎敦煌从未备齐完整的汉文三藏。
对于..文献的精细文本研究，也极大开拓了中国..史研究的视野。美国卡尔顿学院的三后明日香（Asuka Sango）分析了十三世纪..东大寺僧人宗性留下的题记，认为这些题记挑战了学界对于准文本的界定。她提出宗性的题记不仅仅是对写卷生产、制作信息的记录，还传递了动人的情感和愿望，承载了自身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