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华裔文学所表征的身份政治，并不仅限于种族，而是和其他少数、边缘的群体所面临的诸如性别、阶级议题密切啮合在一起。德里达曾表达过一个被广为引用的观点：只要存在着二元对立，就不可能是面对面的和平共处，而是一种等级和支配结构，其中的一极宰制着另一极。华裔文学在其发生国度的文学版图中，多数情况下处于边缘位置。华裔文学的崛起，往往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相伴相生。换句话说，华裔文学从边缘开始发声，总是被整合进其他文化反向评估、质疑二元格局中的西方主流文化的普遍性的思潮中，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华裔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在“逆写”（writing back）西方主流文学有关中国的刻板印象时，其间往往融合了性别、阶级等话语。故而华裔文学在塑造中国形象时，既然分享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理论有关主体与他者的问题与方法，，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落入这些问题的局限和困境之中。
借助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边缘群体试图对主流话语提出批评和拒绝。但是，在批判激情的背后，它仍然和其所置身的主流话语分享了同一个理论前提，即边缘和中心的二元区隔。于是，原本处于边缘的文化实践，终将落入相对主义的思想陷阱，因为边缘文化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设置为其对立面，并未对它们所共享的话语结构构成任何实质性的挑战。华裔文学在西方主流文化的理论预设下塑造中国形象，批判西方的“东方主义”，所运用的恰恰是西方主流文学在过去对于中国形象想象塑造的一系列话语模式，因此反而落入“自我东方化”的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