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D：发展组的成员以及这个组织有怎样的特点？
张晓山：发展组的人来自四面八方，特点之一就是首先这些人都有农村经历；另外，他们都有农村情怀，觉得应该为中国农村做点事；年龄上也参差不齐，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专业上文、理、工兼有，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能够从不同的角度、领域、经历来畅所欲言，这样往往能碰撞出一些火花。
当时北大经济系杨勋老师，包括我们农经所副所长王耕今，他们也都非常支持这批年轻人。所以这批年轻人一开始是共同讨论，后来就成立了一个很松散的组织，然后去搞调研。比如到比较早开始包产到户的安徽滁州做调研，写一些报告，从理论、政策等各个方面阐述，认为这是改革的方向。
我们所的研究人员跟他们也有些交集，经常参加一些探讨、座谈会等。有时候他们下去调查回来在所里讲讲他们的调查体会。
另外发展组在我们两个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他们当时的调研、观点，有很多在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指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出的五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里都有所体现，当然最终转化为政策语言，主要还是要靠杜老（杜润生）等一些参与中央决策的同志。
五个一号文件为农村改革松绑
NBD：您怎样看1982至1986年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作用？
张晓山：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五个一号文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农村改革开放逐渐松绑。严格来讲，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联产计酬这些都不是新的现象。浙江永嘉县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1956年就开始了包产到户的尝试，他相当于包产到户的第一人，但是到1957年就受到批判，到“文革”之后才..。
到1958年，人民公社“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当时形势好一点，有些地方又搞包产到户。然后1960年有些地方也提出来搞“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包”就是包产到户，很快也受到了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