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之后思想逐渐解放，安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各种形式的包产了，到1979年小岗村的大包干是最彻底的一种情况。不过当时的政策文件是逐步地松绑、逐步地变通。比如从“两个不许”到“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再到“可以、也可以”。
到1982年的一号文件，里面提出两条：一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另外，不同形式的承包，都有它在一定地点和条件下的适应性和局限性，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这就进一步为承包制做了松绑。
1983年的一号文件提到：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从五个一号文件中可以看到，随着实践的推进，政策是怎样从一开始的束缚较大，到松绑再松绑，最后上升到较高的高度，从中央来提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
责任制作出的重大变革
NBD：小岗村包产到户是农村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社科院这边去做过一些调研吗？
张晓山：当时有好几个调研组到地方调研包产到户，很多调研组回来就觉得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不相符，是走倒退路，唯有我们农经所的调研组最后持肯定意见，认为这个是好的。当时我们的两个研究员王贵宸和魏道南写的《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一种好办法》论文获198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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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发展组也到各地针对不同课题进行过调研。
NBD：农业经济研究所这边对包产到户都是支持的吗？
张晓山：当时虽然有不一致的观点，但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比如农业部里也有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声音，但是杜老每次开会都说一定要把反对的人请来，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碰撞，有不同的意见有利于我们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所以当时是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