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城的修筑也体现了明代帝王的心态和意志。明太祖朱元璋命徐达主持修建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城关。明成祖朱棣21岁就藩北京，做燕王20年，故即位后不断发展北京，永乐七年以后他多次北巡，长住北京。北京设行在六部，天下奏疏必送于此，已成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永乐十八年，北京建成内城、皇城、紫禁城。次年正月初一，朱棣下令迁都北京。作为有明一代最为强势的君主，也是明代北京文化基调的奠定者，朱棣极为重视“一统”的政权和文化样态。《明太宗实录》载朱棣为《永乐大典》撰写序文中曰：“昔者圣王治天下也，尽开物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礼乐而宣人文……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
这种“大混一”、“一统”的帝王心态，也必然地体现在重修长城的文化意识之中。长城的审美意义与明成祖的文化意识构成了一种互相成就的关系：建城之意的出现和建城过程也是帝王心理定位和巩固的过程。长城的坚固和雄伟，强化了朱棣的王位和天子心态，包括朝廷的自信。这种心态也会转化为“天地一人”的审美心理，间接地影响到北京地区的审美风范。
在无北方边患的和平时期，长城也是执政者的功绩丰碑，永存史册的不朽业绩。这种铭功记德的纪念意义也会助长帝王及长城的建造者的自负心态。在长城的拱卫庇护之下，“皇城”民众的京畿帝都意识愈加自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京城审美风格的走向。
长城是北京人具有双重功能的屏障：既可抵御西北的来犯之敌，也可抵御西北的风沙。长城的修筑和不断加固，极大地强化了京城人的安全感。所以说，北京人对长城的认同感，建立在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和寒冷气候的畏惧心理以及由此形成的对长城的信赖心理上。《明舆地指掌图》有记载：“京师形胜甲天下，扆山带海，有金汤之固。”“金汤之固”的意识，就与长城的存在有直接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