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不争”与“崇让”思想
针对“争”，春秋战国时代的各主要学派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不争”的思想。一方面，在个人层面上，把“不争”看作是一种美德、一种值得推崇的处世哲学；另一方面，从社会制度设计角度，如何息“争”或消除“争”的负面影响也成为当时学者及统治者考虑的问题。
其中，《老子》中关于“不争”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老子的《道德经》中的最后一句话提出“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遇到冲突时主动退让，不争先，不争强，所谓“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在老子的思想中，“不争”和“无为”是互为表里的，“不争”并不是一味地消极退让，而是不妄为，不强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不争而善胜”的目标，“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也就是说，“不争”实际上是一种高级形式的“争”，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乃至于获胜仍旧是最终的目标，即“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在老子看来，所谓“不争”，绝非退出竞争，而是在竞争和进取的过程中处于谦卑的位置，不能只顾一己之私利的强争，而是应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最终取得胜利。
与老子相仿，孔子也始终把“争”视为人们对一己之私利的无度追求，认为它是导致一切冲突、仇恨和社会动乱的祸根。他在《论语·里仁》中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为此，他提出以“义”制“利”，要求人们不要见“利”忘“义”。儒家认为，为了平息或消除对一己之私利的争夺，必须要建立起完备而合理的等级制度，以此作为分配社会利益和荣誉的标准，要求人们各安其位，各获其利。
对此，荀子有着更为系统和完备的思考，一方面他把社会动乱的根源直指无度和无序的私利之“争”，另一方面则开出了以“礼”息“争”的药方，甚至认为“礼”的起源正是为了节制人们的欲望，防止人们的争斗。荀子所谓的“争则乱，乱则穷”可以说是先秦各派思想家的共识，也对中国后来的治国理念和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