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虽然儒家提出的“礼”治和法家提倡的“法”治也有着与古希腊的规则和法律相似的特点，但占据主流的，还是对内在的道德修养的强调，在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看来，内在的自然要求，比外在的强制力量更加重要，对于导致“乱”的无所不在的“争”，以老子代表的道家学派提出了“不争”之德，儒家则明确地提出了崇“让”的思想观念。
二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古希腊重“规则”而古代中国重“道德”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也不是绝对的，仍然只是一种“侧重点的差异”。因为在古代希腊，除了各种规则的制定和遵守之外，也同样重视内在道德的修养和教化，同样，在古代中国，除了道德修养之外，也存在着包括“礼”和“法”在内的各种规则，只不过与古希腊的“法”（规则）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而已。
最后，我们还可以把古希腊人的竞技体育活动和以“射礼”为代表的古代中国的竞技比赛做一个直接的对比：作为儒家所提倡的六艺之一的“射”艺，被赋予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考察参赛者的道德品质，所谓“射以观德”，比赛的胜负并不是最重要的，正如《礼记·射义》所言：“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射者，所以观盛德也。”与此不同的是，在古希腊的体育比赛中，虽然也带有以祭神为目的的仪式表演的特征，但运动成绩的高低和优劣，始终是决出优胜者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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