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东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有关。罗马所处的时代，虽说其国力强盛，但始终没有像汉朝那样最终建立起对周边民族的强大优势，而更重要的是，其文化的渗透力没有汉文化的渗透力强，汉族人口对匈奴等游牧民族的优势要远远大于罗马之于蛮族。用吕思勉先生的原文来说就是这样——“罗马与蛮族，中国与五胡，人口之数，皆难确知……两民族相遇，孰能同化人，孰则被人同化，虽其道多端，而人口之多寡，殆为其第一义。”在罗马帝国初期，他开始吞并一些贫困的地区，然而这些地区所带来的实际收益却还抵消不了征服成本。罗马最终在两种主要物质文化的过度地区停止扩张，拉坦诺文化和亚斯多夫文化。拉坦诺文化相对更接近定居的罗马文明，在罗马征服之前就形成了较大的定居地。而更强调的畜牧业的亚斯多夫文化则大部分被排除在帝国体制之外。这导致最后一个结果。从罗马的角度而言，日耳曼尼亚始终是没有罗马化的蛮族人的家园，黑暗中世纪的开端，他们不仅征服了罗马当初的领土，还摒弃了其文明。
汉朝这样一个稳定统一的帝国，对周边民族确定了文化体系的优势，那么内政的发展需求很多时候并不比军事的需求少。对于中国皇帝来说，职能可以分化，管理政府的能力比统军作战的能力更加重要，因为其皇位的传承是血亲的世袭，竞争团体非常有限。而罗马的皇位就不一样了，，就是比谁能在将官和行政官员中获得更多的支持。
正是基于此，晚期罗马帝国的生存形势是要比古代中国恶劣一些的。不仅有安息以及后来的波斯这样强劲的对手，在东方还有大量的难以顺服的游牧民族诸如阿兰人和匈人，而北方更是有哥特人为主的日耳曼蛮族。
这种严峻的挑战使得罗马皇帝对军权的依赖不得不日益严重，在公元235年亚历山大塞维鲁皇帝被暗杀后，帝国陷入了被称作“军事无政府状态”的50年间，罗马帝国的控制权几经易手，先后有不少于20位所谓各法皇帝和一群篡位者掌权，人均执政时间都不到两年半。公元259年瓦勒良被波斯人俘虏后，莱茵河边境的文职官员和军官更是集结在一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统治高卢将近30年。谁能打赢波斯人，打跑哥特人，谁在军队和民众心中的威望就高，而这种威望无疑是登上皇位最好的钥匙。同时帝国统治区域内文化和经济体系的分裂加剧，地方军政集团在古代不便利交通的条件下稳固自身势力的成长，这些因素也让皇帝不得不依赖自己的军事才能来稳固统治，没有军事才能，根本就坐不稳皇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