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同者，出处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我说过，万物进衍的漫长序列中，虽始终本着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根基法则，但一旦所处环境能够保障各群体、品类的共同生存。生物间将自然倾向于建立一种趋于和谐的协作共生生存秩序，不再相互屠戮。作为生物的基本共性，前贤的“大同观念”与“大同理想”自然将随着人类迈向文明后的充分积累与观念飞跃于万物进衍中应运而生。
所以两千余载前先贤的“大同理想”实际与当前人们的民主观念是完全不谋而合的，而奠定当代民主共和根基的孙文先生对大同理想的推崇亦为此加以有效印证。
但人们真正能够于观念层面形成“大同”前提，首先在于世界观与物理观层面所奠定的共同根基。
作为华夏文明最为辉煌的时代，时隔两千余载的春秋后期至战国前期之所以能够孕育出胸怀天下、仁及万物的圣者，造就百家争鸣盛世，主要在于这一时代人们世界观的统一。也就是以自身视觉极限距离为半径、与地球同心的“天球”所笼罩的“天圆地方”世界观。
在这样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下，人们通过不断记录“黄道”中太阳运动周期内不同天体停留位置并将其作为参照物，形成了十二进制、六十进制的时间观念，两仪、四象的空间观念，以及其他更加详细的分类记录方式。
以此类分类与记录方式为基础，后人也自然逐渐将“天圆地方”的“天下”范围中天地视为相互依存、相互对应的整体，由此奠定了当时人们共同的物理观。而在共同世界观与物理观之下，人们也自然顺理成章的对于社会层面的发展产生了相应的“大同理想”。当然这一过程也自然可以视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短暂达到由物质至观念高度文明的充分印证。
